这是1909年宣统元年印制的《最新详细帝京舆图》(影印件),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地图。范围内九门外七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二环路以里。如今这张图只能作为历史某个时代的记录,要想利用它游览北京城肯定抓瞎。地图上部扎眼的“最新”二字,大家都能理解其含义。
这是个什么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愚昧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期,那是怀疑一切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对于如此滥到极致的开头,很多人会直接跳过。这是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在小说《双城记》(1859)开篇中的一段话。经常看报刊网络的人对此不会陌生,偶尔也做些改动,尤其是第一句,经常用来描述现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当然对现实持较极端意见的人往往只会选择其中的一句。
《双城记》出版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期,小说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主要人物在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之间穿梭,故事跌宕起伏,悲悲切切。狄更斯是大作家,除了文采飞扬,必须还要有算命先生的敏锐和练达。细品之下,感觉这段话除了战争、天灾等极惨烈之年,居然适用于其它所有的时代。仿佛魅力无穷,直达灵魂深处。
如果都适用,那除了让大家发发牢骚,岂不成了万金油?并不能区别各时代真实的差异。有的人注意到这种缺陷,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怎么说都行,对同一个时代进行一锅粥式的描述,比较有文艺腔的说法是“罗生门”。从万金油到罗生门,都充满浪漫的情怀,是文青的最爱。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还不改变,难免变成文傻。好在人生只一世,蚂蚱只一秋,这种描述并不影响文傻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文傻自有后来人,可以代代相传。
但是科学家和技术流不能这么描述历史,否则会失业。对于当下一般称为“互联网时代”。有人也许会说,谁都知道,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如果说,要想准确描述现在,以区别于其它历史时期,首先要以互联网技术这一概念为基础,才能进行各种引申。这种说法大家能接受吗?
其实人们早已经习惯用技术区别划分历史的做法,只是经常会忘记或忽略。如果复杂的看不清,就先回到最简单的时代,当属人类诞生时期,可以文学描述为“人猿相揖别,彼此说拜拜。”那靠什么说拜拜呢?就是最简单的技术:木头和石头。考古发现中,因木器腐烂,只有石器留存,所以将人类早期称为石器时代,可细分为旧石器(打制)时代和新石器(磨制)时代。由此发展进入农业时代,可以用铜器、铁器、火器等细分。工业时代距今最短,不过二百多年,但因受到科学帮助,浓缩的都是精华,可细分为蒸汽机、电气化工、核能等时代。技术发展越来越复杂,不断积累叠加,一般会选择对时代影响最大的技术做代表。这样的划分准确清晰,没有歧义。以技术划分不仅可以认清过去,还可以推演未来。比如互联网之后,下一个很可能是新能源(循环能源)时代。当然对于文傻而言,不会有任何变化,那依然是一个最好、最坏或者一锅粥的时代。
第一推动力
人类与其它生物有许多本质区别,至于哪种区别最为重要,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选取技术。但是有些动物也会使用简单技术,如果仅从简单和复杂来区分,似乎算不上本质区别。远不如某些观点认为人性最重要,比如猪性和人性差别多么多么大。下面就简述一下技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自然界中,某种生物的种群数量和其生存资源一般呈现简单的反比关系。当资源不足时,生物或被淘汰,或进化,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如果仅凭肉身存活,人类与猩猩不会有太大区别。人类的不同之处在于加入了技术,从此破坏自然法则,成为地球主宰。其实从进化的角度看,技术也可以视为人类进化出的一个外部器官,不过这个器官很难在生物学上进行分析。
当人口、资源、技术三者形成互动之后,关系变得相对复杂。在人口和资源呈反比关系的基础上,技术与人口、资源都呈正比关系。过往历史中,技术是人口持续增长的坚实保障,一方面开发新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一方面改善人的生存环境,降低死亡率。如今当其它灵长目动物纷纷陷于濒危境地之时,人类却达到70多亿的总量。出现这一结果,技术是第一功臣。
技术根植于生产实践,扩展到军事和商业,最终要影响政治、艺术、道德、思想等其它社会领域。技术进步在国家或地区带来的变革或动荡最终会导致社会进步。相反,只是由于人口和资源矛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过是历史的低水平重复。由于社会的复杂性,新技术产生的负面作用有时也显而易见。但阶段性技术进步的目的是解决旧问题,新问题需要更新的技术来解决,这才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人哭天抢地反对技术进步,如果一路回溯反对下去,恐怕只能回到树上,丧失人性,与猴子为伍了。
历史中技术发明多如牛毛,高度概括,可以归为两个大类。一是对物体质量和能量的利用,可以简称为质能利用,二是信息传递。两类技术都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广、更远、更准、更多、更大、更小等等。其中质能利用更为重要,上面所列的时代划分多是这类技术。质能利用技术的提高空间,从目前来看望不到尽头,有待人类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在现阶段,核能被利用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期。信息传递技术最早是人之间呼号喊叫,其后出现语言、文字、图像,借用泥板墙壁、莎草贝叶、金石竹帛、兽皮纸张、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技术手段传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
互联网作为信息传递技术,能被用来描述某个时代,非常难得,也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对互联网的溢美之词很多,主要有两点。1、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互联网似乎正在快速逼近技术极限,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2、在经济领域,低成本实现“一人知天下,天下知一人”。互联网对中国及世界的推动作用正在发酵,最终能发挥多大效能,还不好做判断,但改变一直在进行中。
不过对互联网的功能也不必过分夸大。质能利用主管吃喝拉撒,信息传递则主管吹拉弹唱(注意:此拉非彼拉),而吃不饱是吹不好的。比如互联网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于是有人认为可以在中国复制。那些国家质能利用技术落后,人口资源矛盾突出,互联网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而中国虽然社会矛盾也不少,但尚处于质能利用技术进步阶段,互联网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反倒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渐进式改革。当然要想达到阿拉伯之春前的社会状态也很容易,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狂生一气,同时反对各种技术进步,包括反核电、反转基因等等,静等坐吃山空。几十年后,即使没有互联网从中煽风点火,中国之春也自然到来,某些人的民主梦就实现了。
历史知识和科学方法
铺垫了这么多技术话题,无非强调一点,只有通过客观描述,才能正确认识,进一步才能对未来做出有效判断,否则都是瞎扯。要想获得客观描述,处理纷繁复杂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以当下为时点,之前都是历史,之后都是未来。那么所有历史信息中能够客观描述历史原貌的信息,可以统称为历史知识,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科学知识,只是在习惯上,科学知识多专指自然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在一个不断更新和积累的过程中。在信息中甄别知识,以及纠正过去知识中的错误,并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获取新知识,都要借助论证方法或验证方法。各简单举一例。
比如某人韩求高,对外宣称练成了乌龟伸缩功,自己身高能忽而一米八,忽而一米五。乌龟伸缩是乌龟的能力,套用武侠小说的思路,指骨骼能够异位重组。对于这条重创生物学的信息,当然有人不信。于是利用已有的知识证明活人没有这种能力,并判断韩求高身高只有一米五,能增高是由于踩高跷和戴高帽所致,经过推理证明韩求高撒谎。这就是论证。
再比如某人李求刀,跪在菜刀店门口,诉苦说因政治原因没有买刀的自由,丧失做人的尊严。某路人觉得奇怪,进店顺利买得菜刀后,询问店主此事。店主说李求刀只付五毛钱,就想买一把好菜刀。可是当下哪里还有五毛钱的菜刀,自然不能卖。某路人由此断定,李求刀不能买得菜刀是由于经济原因,与政治无关,用亲身经历证明李求刀撒谎。这就是验证。
以上两例只涉及到较简单的方法,最高境界是严谨的科学方法。科学家们都是此中高手,才得以扬名立万。
每个人每天都在频繁使用知识和方法,处理各种新信息,一般也说成常识和逻辑。要想达到理想状态,必须要通过不断学习实践才能掌握。有的人读书很多,历史知识一大堆,但因为不掌握科学方法,难以将知识进行有效连接,结论必然是聚沙成塔。有的人在自己的专业上,科学方法运用娴熟,但是其它方面因历史知识贫乏,结论难免是海市蜃楼。不过对比来看,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科学方法显得更重要一些,一旦掌握,容易做到融会贯通。而常说的思维方式不同,就是指方法的差异。
但个人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经常还要依赖专家,或由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学会找专家也是一种本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容易一些。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伪专家很多,普通人还要先掌握分辨真假专家的能力,不过这比分辨神仙还是有些进步。即便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还是有限。其实只要不固执地将无知当有知,将错误当正确,并不断学习,就可以了。
因科学方法和历史知识严重不足,对信息缺乏基本判断的人,没有理性可言,常被称为文傻。这与左派右派、文科理科都无关,完全是由于科盲加史盲造成的。文傻带有歧视性,更为准确的客观描述应该是文盲(本文中的文盲有特定含义,不是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不涉及那些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
同处现代社会,有人鼠目寸光,争吵徘徊,有人洞察千里,飘然前行。就如诗人李白描绘的景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老思想家
一个国家或地区处理信息通常依靠精英群体,主流思想家的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会影响社会决断和普通人的行为。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展,那么从思想家变成老思想的家就不可避免。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渐变过程中,科学是老思想的毁灭者,剧情非常惨烈。
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社会中神学家具有崇高的地位,其中有些人就是高级神职人员。他们博览群书,借上帝之口,对社会发表各种见解,受到尊重。但科学一出世,情势逆转,上帝都被证明是在胡说八道,其门徒更是胡说九道。时至今日,已无神学家,唯有神棍。
哲学家是思想家中的佼佼者,对人类社会各种终极问题的思考长期影响普通大众。但是19至20世纪相继出现了四位大科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孟德尔(遗传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合力在生物学和物理学中分别涉及到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在生死动静中去揭示终极答案。以往问得出但答不好的哲人迅速折旧,嘴巴无用,减值为折人。现在基本已被逼疯,如祥林嫂般重复那些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连看大门的保安都不如。保安还能问出答案,折人依然陷于迷茫。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清末,西学被引进的过程起初异常艰辛。例如严复,当初是因为家境贫寒,才读西学。成名后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乃至总办(校长),期间却仍然热衷于科举考试。无奈基础太差,总是名落孙山,现在看来算是奇闻。只因当时儒家思想为主流,严复尽管是西学大家,社会地位却还不如善写八股文的举人。可是儒学毕竟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迫于现实压力,清政府于1905年废科举,鼓励社会开办各种新式学堂。靠解释圣人之言谋生计的人相继失业,各路大儒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鲁迅描写的孔乙己就是这些人的一个缩影。再过百年,更无大儒,腐儒的质量都很差。个别不及清末落第秀才水平的人诈称国学大师,还在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地混饭吃。
距今较近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一批当代思想家。很多人都还在世,名字就不举了。当年思想新锐,书刊一出版,洛阳纸贵,青年学子趋之若鹜。但时光荏苒,如今文章不忍卒读。才三十多年,就变成遗老遗少。虽说岁月催人老,可美女都能借助现代科技驻颜有术,这些人大脑生锈也不知道上点科技润滑油。
昨天是思想家,今天是老思想的家,从思想主流沦为社会氓流,甚至变身社会流氓,都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他们没能跟上时代进步思想与实践的核心:科学与技术。所有老思想家变成新文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固守复杂的浅薄,不能理解简单的深奥,反对、无视或轻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历史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期望,任其自生自灭。孑孓奔命,死水微澜,怎么可能领悟地月遥望,大浪淘沙。
短命的公知
现存的老思想家虽然注定在历史中毫无地位可言,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缺乏生存的空间,苟延残喘之余,甚至能自得其乐。因为社会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还长期存在大量小文盲,他们就是推崇老思想家的群众基础。在中国最新的现象就是近几年涌现出的公知群体。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普通民众发声的空间越来越大,其中部分人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人士。这是来之不易的重大进步。其中有些人借用公知的概念,当上了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尤其以柿油派公知最为得宠。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源自西方,本指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能够在民众关心的公共事务中提供专业见解的人。中国的公知则是不嫌弃出处,来自多种行业,鱼龙混杂。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部分公知有反对党或在野党的意思。但是自从带上了公知头衔,似乎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并体现出对社会发展建言的睿智,都成了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专业人士。个个如紫微降世,口含天宪,在娘胎里就流着民主的血液,回想起来儿时撒尿和泥都与众不同。不管世人信不信,反正公知们自己是信了。
成为公知要三步走。1、经常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真诚、尊严、善良、正义这些好词挂在嘴上,并用在自己身上,占领道德高地。2、遵循一个固定套路:高举民主大旗,批评现实,迁怒政治。3、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牢记一点:批评他人是言论自由,被批评时就说是文革重来。掌握好这三点,成为一个小公知至少不是难事。
举一则典型案例。如果猪肉价格上涨,贫民将吃不起猪肉,这是体制问题,黑暗啊,要民主。如果猪肉价格下跌,养殖户利益将受损,这也是体制问题,黑暗啊,要民主。如果猪肉价格不动,则表明社会发展停滞,这还是体制问题,黑暗啊,要民主。这就是公知的核心理论:猪肉价格与政治改革及民主实现理论,简称猪论。由此推广,可以做到无所不批。批之不足,骂之,骂之不足,咒之。如此循环往复,公知们赚足眼球和口碑,影响力渐增。
但是公知的科学和历史素养实在太差,时间一久,惹恼了民众。例如去年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连一个大骗子都认不出来。以这样的水平还想在纷乱如麻的历史中寻找社会发展规律,引领群众奔向民主,岂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奔向残疾民主、智障民主。动辄宣扬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是美国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吗?以什么样的手段能够保证午夜一过,就发生突变?公知们连新技术和小变革的关系都认识不清,却在探讨旧制度和大革命。将时间顺序认定为因果关系,这与讨论公鸡打鸣和太阳升起并无差异。顺着这一思路,难道周扒皮也有让太阳加速的能力?比如对于民主制度产生的认识,为什么在农业社会只有古希腊个别城邦几朵奇葩转瞬即逝,而在工业社会则循序渐进遍地开花?公知只纠结于极权独裁,热衷讨论人品大爆发,而看不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作用。如此一来,任你自诩学识博大精深,德行忧国忧民,又能如何?
公知们口中经典无数,妄称独立思考,其实思维混乱,与中医粉、宗教粉相差无几。声誉受损后,并不自省,却妄想阴谋论,诉苦遭人陷害,根本不理解互联网既是淘金地,也是屠宰场。要说阴谋,主谋是科学,运作流程是民主机制,帮凶是互联网。回望历史,科学、民主与信息传播技术联手,将神学家、哲学家、大儒一个个污名化,变成神棍、折人、腐儒。其实三者联手,主要社会作用是扫盲,更文雅的说法是启蒙。扫盲成功,暴政自然推翻。扫盲不成功,暴政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所以不是公知被污名,而是文盲在显形。光着身子奔跑是裸奔,只穿着民主的上衣奔跑还是裸奔。但没有科学技术遮羞,公知们反而更兴奋,暴露狂式的兴奋。这真是在中国发生的咄咄怪事。
难道让公知们都闭嘴吗?很多人认为这样将是中国的悲剧,小文盲们没了领袖可怎么活?不,应该誓死捍卫每个人发言的权力。但是以公知的能力,少谈中国话题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不谈世界话题,是全人类的福祉。想谈论也可以,烦请各位摘掉公知的胸牌,插上文盲的草标。
不流氓毋宁死
公知中尚有道德底线者,被指出文盲水平后,谨言慎行,回炉再造。但是对于很多丧失学习能力或天生学习障碍的公知来说,让他们学习科学方法和历史知识,太强人所难。如果严格遵循社会行为规范,文盲有生存劣势,所以为了改变现状,突破道德底线,变身流氓是一种必然选择。在当下表现为公知的流氓化趋势,招摇撞骗是主要伎俩,但不止于此,还有以下几方面。
悲情表演。每个流氓都要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的良心,以掩盖真实的狼心。主动碰瓷、自己删帖、玩被禁言、玩被追杀。躲在家里杜撰实地报道,有图无真相,制服诱惑扮演民主女神,无情有交易。编导演制一条龙,全活。假作真时真亦假,金鸡褪色百花羞,奥斯卡小金人都为之侧目。但想演正剧、悲剧,结果总是喜剧。如年初南方周末,为了一篇史尸般的屎文被撤,撒娇打滚,一贱到底。连自己的地位都搞不清,却仍然坚持“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广告词。
造谣生事。妄称用谣言倒逼真相,实际是用谣言制造混乱。小事吹大,无事生非。本质还想搞“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种农业社会的老把戏。一旦谣言破灭,又百般抵赖。脸皮都已练成金钟罩铁布衫的神功,厚过城墙,锥扎不透。
煽动暴力。如果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文盲,就像充满忧伤的怨妇。而流氓则是寻衅滋事的泼皮,充斥着暴力的冲动,杀入的快感。对社会悲剧幸灾乐祸,像打了鸡血般的亢奋,最善于往伤口撒盐。但事到临头,又毫无担当,躲得比兔子还快。永远是口头上的革命家,行动上的流窜犯。
结党营私。一个流氓的力量毕竟单薄,流氓团伙力量更大。有圈子无是非,选择性失明都是必然。一个流氓倒下,其他流氓都来帮扶。去年祸害青少年的骗子被揭穿,众流氓义愤填膺。别以为他们有情有义,其实是彼此都捏着七寸,利益无法分割。他们真心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吗?他们真心为国家的未来着想吗?与流氓同行,哪天被卖了恐怕还在帮着数钱。
流氓不谋私利,毋宁死。公知不耍流氓,毋宁死。
结语
经天纬地,科学历史。文盲不绝,流氓不止。
这个时代要说好,因为科学方法和历史知识可以通过互联网无限传播,要说坏,因为文盲冒充公知可以通过互联网大耍流氓。与脑中无科学、心中假道义的公知们进行思想交锋,是科玄之争的历史延续,也是正在进行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战术上会很艰苦,但战略上胜负早已判定。伪公知们将自行走进历史为其准备的坟墓。世人需要做的不过是在棺材板上钉几颗钉子,在坟前培几撬黄土,墓碑就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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