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与宗教迷信的复杂关系——郑军在无神论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一）

2002年，香港寰亚公司推出电影《无间道》，一举扭转港片市场的颓势。评论界多从艺术角度分析这部电影的成功，香港电影圈里很多人却认为，这是靠着民间巫师白龙王的法力。白龙王不仅为该片掐算开机和上映时间，给主创人员摩顶，还亲自为影片拟定了这个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片名。

白龙王原名周钦南，秦国华侨，是香港电影界很多人崇拜的法师。白龙王现象是文艺圈迷信现象的缩影。这既非香港独有的现象，也不是华人文艺圈的现象，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日本作家竹下节子在《无神论——穿越两千年的混沌与矛盾》一书中，专门辟出一节讨论这个问题。她认为当代文艺界已经成为传播宗教迷信，抵制无神论的重镇。英国无神论者阿兰德波尔在《写给无神论者一书》中，也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天主教与艺术界的关系。中古时代，教会大量使用华丽的装饰，顶级的绘画，庄严的音乐来宣传宗教理念。很多艺术家其实是教会的装修人员。

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斯普兰格总结出六种实际存在的价值观，即“宗教-世俗”，“艺术-科学”，“人际-政治”。他认为，宗教、艺术和人际这三种价值取向彼此更容易接近，相辅相成，而与世俗、科学和政治三种取向有着内在的敌对。

宗教迷信从来不以理性和逻辑见长，其受众又主要是低知识阶层。所以，宗教历来都把传播手段放到艺术品和文艺表演上面。中古时代，宗教团体是艺术界的主要买家。他们有足够财富订制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象米开朗琪罗这样的画家，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给教堂做的装饰画。教会作为合同中的“甲方”，对绘画题材甚至风格都有明确要求。

由于丰富的美学因素，无论是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是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宗教建筑都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宗教建筑又是宗教雕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的展示平台。于是，宗教艺术成为近代以前艺术的主干。

受过去数百年世俗化进程的影响，今天艺术界在评论这些作品时，往往回避其中的宗教主题。当游客去参观莫高窟、云冈石窟或者大足石刻这类古迹时，导游也会回避其宗教主题，只从艺术角度讲解。然而，越是这方面的传世之作，宗教主题与艺术形式结合得越紧密。而今天的艺术家在早年接受艺术教育时，他们所模仿和借鉴的的传统艺术范本，很多都属于宗教题材。

相反，无论科学还是无神论，历史上从未与艺术有过如此紧密的结合，完全拿不出足够匹敌的艺术遗产。

（二）

“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界不仅砸烂孔家店，还进行过“非基督教运动”。一批作家主动创作以宣传无神论，批判封建迷信为主题的作品。鲁迅的《长明灯》和《祝福》，郑伯奇的《忙人》，还有《菊英的出嫁》、《祭灶节之后》等小说，都是这个时代的佳作。

1949年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新政权领导下，曾经创作出一批宣传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的佳作。拍摄于1952年的《一贯害人道》就是典型，它具体描写了新兴宗教色彩的本土迷信“一贯道”。

新兴宗教是现代社会形成后，某些人使用传统宗教话语体系，结合近现代社会元素创造的新教义。重点是宣扬教主和组织形式。一贯道自建立起，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均持镇压态度。唯有在汪伪政权下取得过合法形式，并得到最大程度扩张。这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高度复原一贯道的教义、教规、戒律、组织形式和具体的迷信手法，甚至包括“一指中央会，万入得超然”、“灵中受一点，只祝保无殃”这些咒语。邪教敌视现代社会的学校和医院，这种普遍特点也在片中得到表现。

《一贯害人道》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本土邪教标本。然而此片以后，中国文艺界在邪教题材上几近空白。即使偶有创作，也只是把邪教分子写得面目狰狞，很少还原现实，更不用说挖掘深层的社会原因。

1959年拍摄的《草原晨曲》以“一五计划”中的包钢项目为素材，描写蒙汉人民开发白云鄂博铁矿的故事。影片主线就是如何克服蒙古族同胞的地方迷信习俗。他们将白云鄂博视为神山，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风水。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电影只能摆出这个矛盾，不能展开，草草结尾。不过，这部电影在当年家喻户晓，为宣传科学无神论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这一时期文艺界对封建迷信的批判，迅速被极左力量利用。60年代初，宣传部门连续几年批判孟超改编的《李慧娘》，以及廖沫沙为此写下的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对魔幻题材上纲上线，甚至成为文革前诸多舆论准备之一。

由于文艺创作在这个时代被高度纳入宣传体系，即使以破除封建迷信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反映主创者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戏剧和影视这些集体创作中，主创人员即使有迷信倾向，也可以较好地掩饰。

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电影为大陆提供了人才、资金和技术，在很多方面成为大陆电影界与国际水平接轨的老师。然而香港电影圈严重的迷信倾向也从此影响到大陆影视圈。

今天，大陆文艺能够更多地表现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倾向。于是我们发现，宣传科学，宏扬无神论的作品变得少之又少。很多封建迷信借“传统文化”名义在文化作品里大行其道。

限于一定的审查界限，国内还不能自由地创作魔幻题材，也不能直接宣传宗教，但不妨碍很多文艺界人士公开宣称自己是宗教信徒，并在微博、微信这些公共平台宣传宗教和迷信。

有趣的是，笔者因为有“科幻作家”的身份，经常有文艺界人士向我请教怪力乱神的话题。他们以为“科幻”是个可以公开讨论这些话题的平台。当然，即使他们也从不在公开言论中谈论它们。或许，文艺界的迷信倾向正是因此而不被重视吧。

（三）

当今文艺界浓厚的宗教倾向，除了与宗教在历史上同源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

首先，艺术创作不象工程技术，能遵循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创作规律难以把握。心理学虽然有“文艺心理学”的分科，但是暂时也只能列举现象，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不乏有的艺术工作者认为宗教更能启发创作灵感。

其次，五四运动中曾有过的“美学代替宗教”设想，在后来无形中得到了实践。很多世俗题材的音乐借用了宗教音乐形式，世俗题材绘画借用宗教美术的手法。

从行为角度考察，一些资深艺术家更有类似宗教徒的行为模式。他们高度自我中心，脱离现实，反理性。有的追求用生化方法激发幻觉，认为这是创作灵感。甚至有人以行为艺术方式自杀，很象宗教徒的殉教行为，而这类行为在艺术圈里却能够得到赞同。

再次，文艺各领域主要的经典作品，要么产生于工业革命前，描写田园牧歌。要么产生于工业革命后，但以批判工业化为主题。文艺人才在学校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时，经常受这些作品的熏陶。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有思想主题的影响。

当这些人走上创作道路后，对当今社会走向科学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有抵触的。宗教信仰成为他们中很多人反现代化的盾牌。

最后，文理分科造成的严重知识壁垒，也使得文艺界人士更容易接受宗教和迷信，而不是科学和无神论。

文理分科并非自古皆然。近代科学最初一批推动者小时候都接受过系统人文教育。但是在今天，文理分科已经在两个群体里形成了知识结构与人格上的严重隔膜。很多艺术特长生从中学起就很少接受科学知识教育，他们会在“中传”、“北电”这些院校拿下很高的文凭，但却分不清行星和卫星的区别。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国家的媒体平台，里面很多人出身于这些艺术类院所。科学教育的严重缺乏，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怪力乱神。

（四）

针对这一现实，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首先，必须在文科院校里加强科学教育，让这些在将来掌握舆论阵地的年轻人理解现代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价值。主动抵制宗教传播和迷信的侵蚀。

其次，要正视历史上文艺与宗教血肉般的联系。如今在研究和介绍著名艺术家时，往往讳言他们与宗教界的联系，对此加以忽视，甚至歪曲比如达芬奇为教皇画宗教画之类的史实。无神论者必须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例外。

再次，笔者希望在魔幻题材上要放宽限制，坚持“有鬼也不一定有害论”。自古以来，魔幻题材中就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使用魔幻题材与宣传封建迷信不是一回事。比如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其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就是魔幻题材。但他是接受过科学教育的无神论者，早年还写过很多现代医学题材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主要是一部讽刺作品。

如今国内在魔幻题材上有种种限制，导致了外国的《哈里波特》和《指环王》可以在中国银幕上畅行，但中国影视人却不能制作类似作品，这是很荒诞的。

最后，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筛选，而不是直接创作。文艺是创作者的自由表达。关注文艺界的迷信倾向，不等于从此命令艺术工作者创作什么，或者禁止他们创作什么，那样只会导致形式主义。当代文艺史表明，宣传部门直接订制文艺作品，其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终归有限。

无论古今中外，从来都有艺术家自发创作宣传科学与无神论的作品。宣传部门要做的是从海量原创中遴选此类作品，提炼其主题和艺术价值，再给它们提供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的平台，比如，设置专门的无神论文艺奖项等等。

人民大众很少看论文专著，文艺才是他们接触世界的主渠道。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的主战场也从来不在学术论坛上。遗憾的是，虽然文艺界的宗教倾向日益明显，但是大陆学者对此进行的系统研究很少，笔者几乎找不到相关论文和专著。

现在写下这篇文章，因缺乏详实的调查研究，也只能做到提出问题，希望科学无神论同道能够关注这个问题，一起分析、研究和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