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是怎么论的

第一章  文明初始

古希腊德尔菲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驭者（局部）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1

北京直飞雅典的航班很少，假期不好安排，于是订了从意大利罗马转机再飞雅典的机票。在罗马旅游之后，我搭上希腊奥林匹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告别亚平宁半岛，向雅典飞去。航程1000公里左右，飞行一个半小时。临近雅典时，从飞机上望去，下面多为山地和丘陵，也有一块块整齐的农田。海水湛蓝，城市中的房屋星罗棋布，看不出有特别之处。但是一想到这里是雅典，代表着古希腊文明，不由得内心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古希腊文明对后世影响巨大，评价多为溢美之辞，少有贬斥之语。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的许多争论和评价差异，古希腊文明更像是一个“德智体美劳”都表现不错的“五好少年”，受到大部分地球人的高度赞扬。可是对于这样一个灿烂的古文明，我却知道得很晚。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很遗憾，没有希腊。

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建造于公元前26世纪。

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很多“四大”，比如“四大发明”“四大名著”“四大美女”“四大菜系”，甚至文学中有“四大名捕”“四大恶人”等等。四大文明古国在我少年时的脑海里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四大武功高手一样，越老内力越深厚，功夫也就越高。自己的祖国能位列其中，自然是很光荣的事情。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概念产生了问题。我逐渐发现中国与其他三国相比，在年代上有些差距，而跟古希腊更接近。为什么不说“五大文明古国”呢？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如果言之凿凿也无所谓，可是此说却有些含糊不清、欲说还休。“书上说”“一般说”之类的提法游走于官方和民间，具体的来龙去脉不太清晰。其实此说最早出自西方，因为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不可能对历史形成这样的认识。在19世纪，欧洲历史学者把古希腊文明单列，而将两河、尼罗河、黄河、恒河四个都诞生于河流旁的古文明地区归为一类（当时印度河文明尚未被发现），合称four major early civilizations，直译为“四个主要早期文明”，简称“四大文明”。后来此说传入国内，由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最先用中文提到“古文明祖国有四”，即四大文明古国。

两河文明中阿卡德帝国统治者的青铜头像，制造于公元前23世纪。

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的城市遗址，兴起于公元前25世纪前后。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于1900年1月30日午夜写长诗一首，名为《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提出人类文明经历三个时代：第一是“河流文明时代”，第二是“内海文明时代”，第三是是“大洋文明时代”。通读全诗，可以发现这是一首抒情诗，用词并不严谨，而且由于作者的知识局限，可以说错误不少。

关于四大文明古国，诗中是这样写的：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邻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厥名河流时代第一纪，始脱行国成建邦。

文中“侯官严氏”是翻译家严复。读完这几句可以知道，所谓“四大”的中文来历，其中小亚细亚用安息代替，明显是为了词语能入诗。但“汉之安息”是西亚古国帕提亚，地域主要是现在的伊朗，年代较晚。小亚细亚是现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也有早期文明，而与古巴比伦有地理间隔，后者在两河流域。梁启超将地中海文明（古希腊）归入第二纪，同类型还有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第三纪先是大西洋，20世纪则该到太平洋了。

梁启超的分析如果泛泛而论不能说全无道理，尤其是最后关于太平洋世纪的畅想还很有前瞻性，比现在的提法早了100年，但也有很多内容不准确。比如中国的渤海、黄海地区，直到清末也并未形成“内海文明”，不过是“河流文明”的延伸，所以梁启超的概括综合分析起来值得商榷。梁启超作为学者，看到国家积贫积弱、受到列强凌辱，希望能尽快改革、变法图强，写诗抒怀明志、激励国人，令人感动。更有甚者，学者冯友兰在1946年《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作为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置于当时环境之下，今日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如果仔细品味，冷静分析，总觉得结论有点不伦不类。

好话谁都爱听，“四大文明古国”名号响当当，还力压西方一头。国家孱弱之际，类似的观点很多，也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不过此说虽广为流传，出处却少被提及，个中缘由颇为微妙。除了在学术上的不严谨之外，诗中用“支那”一词来代指中国，可能是大家不愿引用的主要原因。

支那一词为梵语，指中国，被音译的日本汉字借词使用，当初没有贬义。中国古代讲到国家概念时多用国号，如汉唐宋明，并无涵盖所有朝代、广泛使用的特定词汇。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一词被逐渐用来专指国家全部领土，不做他用。可是同时，由于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所以“支那”一词也广泛使用，否则绝不会出现在梁启超的诗中。另举一例，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报》误登毛泽东病故的消息，民国元老柳亚子信以为真，因此写了一首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他还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柳亚子是爱国诗人，也以“支那”一词入诗，可见当时这种用法流传甚广。但是此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交恶升级，待到抗日战争，两国视同水火。此时中华民国立国多年，已惯用“中国”一词，但日本依然用“支那”称呼中国，就明显带有贬义，后来变成侮辱的称谓。直到现在，支那一词依然敏感，日本官方已经不用。两国民间吵架时，一边“中国”立刻变成“支那”，另一边则以“小日本”“倭寇”等词语对应，并不吃亏。

国家的概念古今不同，不能用现在的理解来硬套。因此有观点认为应该用古文明地区来表述人类早期文明，而慎用“国家”一词。事实上除了古埃及之外，其他古文明早期都很难被称为单一国家，比如巴比伦就根本无法涵盖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一种习惯说法，也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实际上这一古文明地区除了两河流域，还包括约旦河流域，西方统称为“新月沃地”（新月沃地的概念也可以涵盖埃及尼罗河流域，甚至扩及至古希腊地区）。印度和中国因为后来延续时间长，各种表述中容易对早期历史强行使用国家的称谓，已成习惯，不好改变。不过应该认识到，这只是后来习惯的一种反向延伸。在国内，四大文明与四大文明古国经常混用，其实前者的地域意义更强，与后者的国家概念有明显区别。而从梁启超起，就用现代的国家概念来理解古文明，这就与史实严重不符了。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以出现文字为标志，人类早期文明的诞生地有六处，分别为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象形文字）、印度河流域（印章文字）、爱琴海周边（线形文字）、黄河流域（甲骨文）、恒河流域（古梵文）。现在除印章文字外，其他文字大部分已能辨识。其中印度河文明与古印度恒河文明由于中文表述接近，地域有重叠，极易发生混淆。其实这是两种古文明，因为时代差异，又找不到可靠的联系证据（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只能推测），所以考古学上是独立成章。不过在讲述整个印度历史时，由于地理关系，加上这两个古文明又前后出现，所以广义的古印度文明也可以包括印度河文明。

六大古文明地区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此后的故事，主要从这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