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是怎么算的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2

近几年中华大地掀起一股祭祀热潮，多位传说中的人物强势登场，黄帝、炎帝、女娲、大禹等等。各地建大雕像和大广场，搞大活动，名曰“增强民族认同感”。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本无可厚非，如果劳民伤财、事关腐败则得不偿失。祭祀活动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但是借此宣扬大汉族主义，却非常危险。几年下来，干巴巴的祭祀活动应者寥寥，功效远不如几场天灾。举办者还经常发出一个强烈暗示，如果不参与或者轻视祭祀，炎黄子孙的光环就要被摘掉，如果反对，更是数典忘祖。挟人文始祖号令天下，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定不能毁在我辈手中，只惊得一批草民无所适从。

小时候读过一套书叫《上下五千年》，第一本开篇是这样写的：我们伟大祖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按照古代的传统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现在，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所以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

这一“传统说法”和“通常叫做”不会早于20世纪初，因为古人不会有此意识和兴趣，时间跨度也不够。“五千年”之说最早出自哪里不好确定，最为有名者相传是孙中山于1912年初写的《黄帝赞》：“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篇祭文是否真为孙中山撰写尚有疑问，因为《孙中山全集》中未收此文，而同期孙中山倒是写过祭明太祖朱元璋文。但是“五千年”之说借《黄帝赞》传播甚广，如今陕西黄帝陵立有该祭文的孙中山集字石刻。祭文充满豪情壮志，不过以现在眼光看，内容并不客观。尤其最后一句“世界文明，惟有我先”，基本属于极端民族主义用语，不应得到认同。可是回到当时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清末民初，革命党人为实现推翻满清的目标，在准备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崇拜黄帝的热潮。

现立于黄帝陵的孙中山《黄帝赞》碑刻，为今人集字，原文来历不明。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等人谒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

祭祀黄帝的活动古已有之，不过受重视程度并不高，规模与封禅和祭孔无法相比。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历史遗存稀少，以及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中少有提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但在清朝末年，随着政治上反清、思想上疑孔，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经学犹如自由落体，其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在寻找替代品的过程中，借古立新是常用的手段，于是黄帝被隆重推到前台，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鲁迅在1903年的诗作《自题小像》中有“我以我血荐轩辕”句，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五千年之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因为以黄帝之名讨论纪年问题，而带出的一个副产品。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退位，民国建立，采用民国纪年，中国台湾地区至今依然沿用，但也兼用西历。大陆地区在1949年之后只采用西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历或阳历。现在纪年问题看似非常普通，可是古代采取何种纪年却为头等大事，关乎正统与叛逆，用错了就是谋逆大罪。所以，要推翻满清，就要确定新的纪年。既反对代表君权的年号制，同时也反对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的孔子纪年，于是革命党人提出了黄帝纪年。

当时有好几种黄帝纪年的具体年份确定方法，最多相差达200多年。1905年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等典籍，推定黄帝纪年为公历年+2698年，并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实际是政论月刊）创刊时以此纪年，后来革命党多采用宋教仁的说法。其考证方法大致如下：尧元年为甲辰年，经考证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尧以上共有五帝，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84年、颛顼78年、帝喾70年、帝挚9年，共计341年，因此黄帝即位之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

从考古角度看，此中荒诞之处不必多言，因为当时的革命者毕竟不是考古学家。他们对社会有更新的认识，不等于对古史有更多的知识，即便反对满清，也多要借用神话传说和术士之言。为了行文简单明了，宣扬大汉族主义，又采取四舍五入之法，创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说。其实黄帝并非传说里中国历史的起点，之上还有神农、伏羲等等。不过黄帝时代的传说，包括发明指南车、仓颉造字，已经符合当时世界所公认的一些文明标准，所以才选取黄帝做始祖。如果标准有变，革命者还能继续上推，搞出个盘古纪年也不奇怪。

由于辛亥革命胜利，黄帝纪年便在短时内占据了上风。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相继自治，一些新成立的军政府纷纷使用黄帝纪年，以表示拥护共和，甚至有的地方还在作废的清朝纸币上加盖黄帝纪年以便继续流通。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即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同时废止黄帝纪年。黄帝纪年因太过繁琐，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五千年”之说已被广泛认可，流传至今。

宣统辛亥年（1911年）陕西官银钱号拾两纸币，背面左侧加盖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

即使按照革命党人的计算，也要到2302年才够五千之数。不过在政治上四舍五入并不过分，有时候把一说成十，甚至是百也是允许的。当时中国的史前考古并没有全面展开，不可能提供早期文明的有力证据。由此可见，五千年之说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此后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才逐渐支撑起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但是因为先有一个出于政治需要的结论，后有证据，结果越讨论越乱。有人主张五千年太短，有人主张五千年过长。公理婆理一番激烈交锋，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有根据呢？

在考古学中，关于早期历史，与文明相对应的是文化。这组文明和文化的定义相对严格，专业性较强，与今天常说的文明和文化的概念有一些差别。文化指尚未发明文字，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有别于旧石器时代。通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不同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发明陶器；出现农耕（包括畜牧）。文明指发明文字以后的时期，初始称为农业文明，之后还有工业文明。另外，划分的标准还有出现城市和青铜器等，但一般公认以文字出现为标准。文字的前身是符号，如果只考察个例，二者的差异不大。但文字对数量有要求，必须组合在一起能够表意，这是社会成熟的标志，是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从此信息和知识可以被固定，摆脱了口口相传的局限和缺憾。中国大地上的很多历史遗存，如仰韶、红山、良渚等，有非常精美的陶器和玉器，尽管它们距今都在五千年以上，但是只能称为“文化”，而不称为“文明”。

中国最早的文字现在只能断代到商朝，算是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文明史。其实只要采用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样的标准，哪怕是只算到商朝，即中国文明史距今只有约3600年，也不必大惊小怪，甚至觉得低人一等。距今7000年的黄河仰韶文化、6000年的北方红山文化、5000年的南方良渚文化，都很灿烂辉煌，与之后的文明史连成一体，所有这些祖先留下的丰富遗存足以让后代永远自豪。而且历史中文化与文明的划分只是一种人为标准，是以考古学为依据，是学界公认的标准，不应掺杂政治需要和民族情感，否则所有的比较将失去意义。“上下五千年”已经成为流行说法，指文化史太短，指文明史偏长，两边不靠。要改也不容易，注意使用的场合就是了。

左图：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打磨石器：石磨盘和石磨棒。右图：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文化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对于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的观点精辟独到，核心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简单摘录如下。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为了从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还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即指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的观点发表于1922年，受到学界重视。虽然部分不完善之处至今仍有争论，但诸多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史，也适用于世界史。人类文明史中因有丰富的遗存和史料，胡编乱造的范围被逐渐缩小，信史与非信史逐渐分离，不过“层累地造史”活动并未停止。大千世界，各派立场不同，层累的方法与内容出现分歧，形成不同认识。而由于考古挖掘不能提供历史全貌，造成传说和真相在情感的干扰下发生互换。在扩展知识的同时，不免产生越来越乱之惑。“五千年来，中国如何如何”的句式，今天的国人耳熟能详。从最初的政治需要扩展至文化需要，经过层累内容愈加丰富，可惜说起来豪情万丈，细究起来破绽百出。甲骨文中没有关于夏朝的记载，更别说三皇五帝。这些层累制造的历史皆非信史。但是近百年的考古研究至今难以动摇五千年之说，因为中国依然面临着和百年前某些相似的困境，而祭拜黄帝、认祖归宗，至少能为海峡两岸关系和全球华人凝聚文化认同继续发挥作用。

只有遵循统一的方法和标准，脚踏实地的研究，平和严谨的讨论，远离神话影响和政治因素，才能回归理性，尽可能勾勒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否则只会自寻烦恼。上下究竟几千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最终令人着迷、甚至陶醉的是历史的真相，而非历史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