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的成长过程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13

雅典古代广场附近有一个小博物馆，参观以后我如梦方醒。这个古代广场可不简单，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发源地之一。博物馆一个展柜中摆放着许多破碎的陶片，5、6厘米大小，极不规则，显然是古希腊陶瓶破损后形成的碎块。每一个陶片上均刻有古希腊字母，看介绍得知是人名。原来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在技术上就是陶片与人名的简单结合。

陶片放逐法使用的陶片。

陶片（也曾用贝壳）放逐法是雅典民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过程如下。每年春季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先讨论今年是否要实施陶片放逐，以清除公民之中危害或可能危害公民自由的人。假如某人或某几人被提名该清除，就再次召开公民大会，每个公民在陶片上刻下自己认为的危险人物。同一人名超过一定数量而且最多，此人即被判决必须离开雅典城邦10年。放逐期间不牵连家属，也不牵涉财产；期满之后回到雅典，恢复一切公民权利。陶片放逐法设立的初衷很好也有效，还被其他部分城邦效仿。它仅仅是古希腊诸多民主制度实践中的一项，举行的地点就是古代广场。

陶片放逐法是在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约公元前570～约前508）的推动下设立的，与公民选举相对应，共同组成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基础。其核心理念是无论选举者还是被选举者，他们的政治责任必须建立在某个地区的公民身份上，而非某个氏族的成员身份上。即破除利益的血缘关联，强化地域关联。其目标之一是对政治人物在权限上加以限制，让好人无需超能力的好，让坏人避免超能力的坏。这样的理念和目标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对于古代农业社会，简直就是天外飞仙。伟大的雅典是如何做到的呢？

古希腊由大大小小数百个城邦组成，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山水相隔的地理因素和独立自由的贸易往来，是形成城邦的主要原因，随之又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此有过专门论述，被后世奉为政治学经典。他将政体分为六种：君主（王政）、贵族、共和、僭主、寡头、平民（民主）。将前三种视为正宗，同时认为正宗也有一些缺陷，后三种是因前三种的缺陷而出现的不良变体。

从文字上准确理解这些政体的定义与区别，并不容易。其实从古希腊文转译到欧洲各国文字也不顺利，再传到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困难。由于历史空白，所以翻译成本国文字一般要创造或借用词汇，还要重新定义。接下来再研究，和本国历史对比，界定相同与差异。如果还要从中去寻找本国落后的原因，就会更加乱套。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些都是欧美成功的秘笈，必须要学习，至于实践则苦乐自知。

王政与君主（强调血缘关系）的区别不大，一般将传说中大权独揽的圣人时期称为王政时期，与中国的三皇五帝相似，但古希腊总体缺少圣王一类的传说和实例。僭主是通过政变等方式夺得独裁权力的人，与王政对应。贵族制指由少数贵族实行统治，寡头制指由少数人实行统治。贵族强调世袭，寡头强调从草根混成精英后进入统治集团，差别并不大。亚里士多德看不上寡头，认为他们是暴发户。共和制是指权力机构和领导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民主制也基本相同，前者为间接选举，后者为直接选举。以上只是简单表述，进行复杂讨论的相关书籍众多。不过现实也证明，要想仅从字面和定义去寻找成功的捷径，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果对古希腊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简化，主要只有三种：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抛开道德倾向，就是个人掌权、极少数人掌权、大部分人掌权。选择何种制度，每个城邦并无定数，经常来回互换。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看，三种制度中第一种最为普遍，但名称各异，现在一般称为“君主制”或“帝制”。例如中国的皇帝掌权，但是并无僭越之嫌。第二种也常见，几股势力并存，协商共治，例如在游牧部落。古希腊的过人之处是孕育、存在过第三种。今日世界普遍认为民主制是古希腊政治制度中最好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雅典城邦。

雅典地区公元前3000年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1000年前后，地理优势显现，人口增多，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贵族统治逐渐成型。贵族阶层拥有最好的土地和重要的职位。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因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新兴阶层出现，与传统靠土地吃饭的贵族产生矛盾。同时因土地兼并，贫苦农民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激化、突出，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已经不可避免，但还未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作为妥协的产物，此时政治家梭伦适时登场，任执政官，被多方赋予改革的大权。

梭伦（约前630～约前560），贵族出身，家境一般，当政后着手改革。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重中之重是经济。铸造标准货币，制定新的财富评价体系，搞活流通，鼓励橄榄油、葡萄酒、陶器等制造业技术改进，扩大生产和出口，积累社会财富，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和商业分配的作用。同时颁布法令，加强政府分配的功能，赎回被贵族多占的土地，解放被奴役的公民，增加中产阶层的政治权利，使民主制度初见规模。梭伦改革的影响不限于雅典，也惠及古希腊其他地区。

梭伦为后世所有的改革者，而非革命者树立了典范，核心是适度和妥协。既要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避免社会动荡、引发暴力。即使所有人可能都不满现状，但是所有人的不满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同时要建立解决引发不满问题的合理机制。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体现出政治家的智慧。

梭伦的改革比较成功，再加上其人格高尚，不贪恋权力，还是一位诗人，所以后世评价极高。但在当时，梭伦完成改革目标之后，却被抱怨声包围。贵族感到利益受损，平民希望平分财富。梭伦试图使所有人都满意，结果所有人都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看似是历史的笑话，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政治家遭遇不满是职业问题，对此不必大惊小怪。与思想家相比，二者的成败评判标准有质的不同。思想家勤于思考，路见不平，嘴说笔录，可以传世。说对了，属于时代的良知、灵魂，即使错了，罪不至诛，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过思想家总有讨巧之嫌，更别说其中滥竽充数、缺乏因果逻辑的妄人了。而且很多思想过于超前，当时无法进行实践，后世一朝成真，就能享尽高瞻远瞩的殊荣。相比于思想家的不计成本、漫天要价，政治家则截然相反，只能就地还钱、按需出价。但即使殚精竭虑，谨小慎微，也是出手必伤人，实干就可能遭骂。因为所有的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而每个人的内心思想独立，总会有部分人觉得利益受损。相比于人们神化了的那么多思想家，政治家的历史待遇确实很糟糕。梭伦位列圣贤尚且如此，更何况后人。

由梭伦改革引发的不满造成雅典一度很混乱，要摆平乱局，靠民主制度难以实现，一位经常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人物又适时登场了。僭主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初～前527），一位独裁者，一位军事强人。他的政治生涯很坎坷，几起几落后，获得几派势力的支持，在公元前546年，率领自己的军队进驻雅典，从此掌握大权，直到去世。

庇西特拉图为了维护梭伦改革的成果，采取强硬手段打击贵族势力，扶持农民和工商业者，让他们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将银矿和多项税收都视为国有，用于城邦各种重要公共开支，大搞基础建设、改善城市面貌，并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加大投入；对外则遵循和平政策，广结善缘。庇西特拉图去世时，雅典在希腊城邦中综合实力还不是最强的。但正是因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尤其是对军事发展的前瞻性，令雅典在日后得以成就霸业。不过出于大部分人对政治及独裁的天生反感，温柔的梭伦都要遭到各种诟病，更不会善待霸道的庇西特拉图了。但是也有人独具慧眼评价道：“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时代是个黄金时代。”说此话的人就是亚里士多德。

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希庇亚斯继位，雅典继续保持繁荣。后因内外综合原因，他被推翻赶跑。出于对父子两代僭主专制的厌恶，雅典开始了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希波战争期间，地米斯托克利、西门两位将军先后担任领导者。他们在取得胜利的同时，将雅典的综合实力推向高峰。不过此二人因军功过大，有当僭主的嫌疑，都遭到陶片放逐，离开雅典。

经过百余年的铺垫，至伯利克里（约前495～前429）时期，雅典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厚的商业收入、强大的军事实力、合理的财富分配、超强的国际地位，促使奴隶制民主制度日臻完善。20岁以上的雅典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以此为基础，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执政官等等均由公民大会直接或间接选出。公开投票或秘密选举，方式多种多样。总之现代民主社会的诸多政治制度都可以在雅典找到源头。

对雅典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人员分派工作的公示装置。

从梭伦到伯利克里形成的政治链条堪称完美，其成果充分体现在伯利克里于公元前430年一次阵亡士兵葬礼上的著名演讲中。其中说道：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城邦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进行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人都提供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互相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宽松自在，但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

这篇演讲词被记录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考虑到它是出自一位执政官之口，是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客观描述，而非思想家、宗教人士、政治狂人的梦想或臆造，那么雅典民主制所达到的高度，对于后人而言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同时，它又如清泉般滋润着所有人的灵魂，抒发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赞叹。

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远处为帕台农神庙。

雅典民主的成就不容否认，但是也迷惑了后人。如果它真的非常优秀，应该笑傲江湖、天下无敌，应该受到其他城邦的顶礼膜拜，并被疯狂复制。不仅是斯巴达，甚至波斯、古埃及都应向它学习。对于遥远的中国，只能自恨生不逢地，无缘得见。但历史是严肃的，理想往往不能照进现实，伯利克里执政后期的飞扬跋扈常被人遗忘。即使是这篇演讲，因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次年，其实换一个角度就可以视为强弩之末下的盛世悲音。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事与愿违，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之花只演绎出刹那芳华，便迅速凋谢在岁月的尘埃中，引发后人多少叹息，嗔怨历史无情。其实芳华逝去的理由并不复杂，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只是看上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