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分清的移民和殖民、城邦和邦国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18

这次旅游之前，在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有件事令我非常不愉快，就是要提交一份5万元的定期存款证明。这是一项明显的歧视性政策，目的是防止有人借旅游之机，非法滞留。欧盟国家统一执行该政策，我不清楚他们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也是如此。政策出台一定事出有因，估计有些同胞耍小聪明，钻法律漏洞，惹出不少麻烦，逼迫欧盟制定出这项比较实用的下策。我当然犯不上为此一怒之下放弃计划，只能照章行事，同时心中祝福国家快快强大，用实力消灭这些歧视政策。不过到那时，如果中国成为部分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政府是否也会出台类似的政策呢？

人口流动有助于社会发展，规律是人主动往好处走，往差处走多是被动之举。现在有些中国人不远万里、大笔花钱想成为欧洲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而不是近距离的成为蒙古人、越南人、印度人，甚至朝鲜人、阿富汗人，就是这个道理。今天人们能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挑选好地方，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不像古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定居是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农业发展促进人类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生，也是文明诞生的前奏，其中城市的出现尤为重要。但早期的定居只是与频繁流动相比较而言，并不能做到长期固守一地。如果自然条件发生变化，食物匮乏，人员就必须迁徙，另觅定居点。另外一种情况是食物增长低于人口增长，如果不能通过战争或疾病减员，部分人员就必须离开，寻找新的定居点。前一种主因是供给减少，后一种主因是需求增加。尽管单位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但一般情况是人口增长更快，所以需求增加是人类扩张生存空间的主要动力。

定居点的变换及定居点之间形成联系，都要依靠交通。最原始、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就是人的双脚，后来也逐渐借助畜力和车船。因局部地貌改变，很多早期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大致的范围和形成的过程并不难推测。交通路线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简到繁的蛛网状路线图是验证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个视角。

看地图可以发现，早期定居点的增长变化，与现在某家快速成长公司的网点分布增加非常相似。不过现在公司依赖于经营数据来确定布局，而古人只能依赖于自然条件，关键因素是找到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在大江大河以及众多支流所涵盖的流域面积中，找到好地方相对容易，人类的扩张进程比较迅速，正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人类来到无人的新地点或以和平方式来到有人的地点定居，称为移民。通过武力占领地点、奴役原住民的方式被称为殖民，占领地叫殖民地。移民与殖民不是反义词，往往很难严格划分。历史上的移民与殖民大多同时进行，概念有交叉。近现代由于国家的观念被强化，两个概念的区别相对清晰。无论移民还是殖民，在新定居点首先要复制、照搬原定居点的主要社会内容。这类似于生物的遗传、繁殖过程，然后才能创新，出现变异。

中国人对于“殖民”一词比较敏感，因为近代曾经受过列强伤害。其实中国在早期也经历过同样的进程，从黄帝战蚩尤、颛顼战共工的神话传说，到商汤灭夏桀、武王伐纣的半真半假，无不如此，都有正邪之分。只是后来习惯用正邪善恶来给事件定性，抹去了殖民色彩。延续道德传统，是人类的习惯，不过运用过度，也是人类的通病。越俎代庖，以当世的道德标准向上无限延伸，难免扰乱真相。古人部落之间争夺地盘，胜者为主，败者为奴，就是血淋淋的殖民史。尧舜禹汤如果真有其人，也是一群没有读过圣贤书的文盲。

古希腊的人口扩张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只是看起来另类一些。古希腊地区没有大河，农业生产技术从两河和尼罗河地区传入后，有些进步。不过天地狭小、难有作为，迈锡尼文明的衰落和之后的黑暗时期都能解释这种困境。但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人口还是在增长，只能又开始新的扩张。农业生产较为先进的爱琴海沿岸居民，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加快向外迁移。找到的一些所谓新地点，其实也有早期人类靠采摘或渔猎生存，只是人口规模很小，生产力低下。古希腊人到来后，必然和原住民发生冲突。由于武器装备先进，战斗力高，古希腊人取得胜利，将原住民同化、消灭或变身为奴隶。一段时期后，如果无法扩大生产，很快又面临人口压力，所以又有一些人再出发。

古希腊师从腓尼基，采用跨海方式殖民扩张。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南岸。古希腊人后来居上，借助商贸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些不适合粮食生产，但有其他优势的地区也被开发成定居点，比如适合经济作物生产、有矿产资源，甚至没有任何资源只适宜货物周转的地区。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南意大利都布满较为密集的殖民地，也有个别殖民地在今天的法国、西班牙。每个地点或几个距离很近的地点称为“城邦”，古希腊就是由许多城邦组成的，后人将这种社会结构及其制度称为“希腊城邦制”。要让中国人认识和理解希腊城邦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首先要破除古希腊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古希腊和现在的欧洲类似，是一群小国家的合体。国内的欧洲游广告，常见的标题是多国游。有时旅游天数与国家数非常接近，有一天游一国的感觉。这样的广告并非虚假宣传，肯定是把几个袖珍国家加入其中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总有滥竽充数之嫌，市区乡镇那么大的国家尚可容忍，村一级的国家就有些变味了。不过这就是欧洲的现实，由此及彼，古希腊的每个城邦都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公元前431年的古希腊城邦分布。

对于希腊城邦制多为赞美。强调城邦之间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也算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为了更能说明问题，还以中国春秋时期的邦国（诸侯国）来做对比。在两大古文明区域之中能找到如此形似的例子，是一件趣事。对比的结果，当然是有不同，否则中国岂不成了古希腊？但是希腊各城邦，恐怕从来就没有真正做到过独立、自由、平等，否则就不会有战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大家就打得昏天黑地。事实上，希腊城邦和中国邦国的差异没有看上去那么大，不过是差异更容易被放大而已。

中国的邦国雏形也是自发形成的，没有圣人参与设计。商、周只是势力较大的部落或邦国，后来成为首领，但对于其他邦国的控制能力很差。商、周的更替之战是邦国松散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周武王胜利后，建立了西周（约前1046～前771），对子孙和功臣进行分封，才开始出现中央集权的萌芽。但那时交通困难，是真正意义上的天高皇帝远。邦国的首领王公侯慢慢都形成了极大的权势，实行世袭君主制的政体。不要说民主共和制的萌芽，连寡头贵族制都渐渐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在战乱中，邦国不断合并，数量急剧减少。东周（前770～前256）可简单分为春秋和战国两段，实际上战国比东周结束得晚。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合并进程加快，邦国坐大，春秋五霸是其中的代表。周天子式微，越来越不受重视，最后被秦国灭亡，消失在战国晚期（前475～前221），算是中国王朝更替的一个特例。这是一段不容易用道德来评判的时期，因为大家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者的扩张与殖民根本不能止步，所以才有“春秋无义战”之说。孔子著《春秋》，正因他认为当时礼崩乐坏，需要拯救，复古他臆想的尧舜之治。同理，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时，古希腊一片乱象。他也寄希望于传说中的圣人王政，对民主制度评价不高也就理所当然。不过两人的理想都没有实现。

中国战国后期的七大诸侯国。

古希腊城邦与中国邦国的最本质区别是地理环境差异导致的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差异。古希腊城邦曾经多达数百个，也有一个合并、吞并，数量减少的过程，后世所了解的主要城邦有几十个。城邦减少到一定数量后，困难来了。城邦之间隔山跨海，如果通过战争达到扩张合并的目标，成本太高，也不易管理。城邦的经济主要依靠贸易，自给自足的能力较差。战争的强度受到商业制约，多为时断时续，难以做到凭借倾国之力来个一锤定音。面对现实，大家都避免将战争进行到底，少有斩尽杀绝的事情发生。所以城邦间，独立并结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古希腊城邦多次结成各种同盟，希望增强力量，以求互保。就连最后迫于马其顿军事实力而臣服，都是通过结盟的方式。

古希腊的城邦合并到一定程度出现停滞，而中国的邦国正好相反。平原地带，鸡犬相闻，大国吃小国几乎天天都在发生。从西周的上千小国，到春秋初期的几百，再到战国末期的以七雄为主，八百年时间，一路递减。做大做强是每一个邦国的理想，并且都在实践。由于经济结构中商贸比例小，通过军事手段扩张领土成为最大的利益驱动。彼此结盟、息兵止战的事情也常有，却都是权宜之计，根本无法抑制强者称霸的野心。但中国的状况也不是千篇一律，长江流域的荆楚吴越地区曾经是个异类。因河流纵横、湖泊众多与古希腊有点相似。商业相对发达，文化比较张扬，可惜最终还是敌不过变身为战士的北方农民。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城邦与邦国在初期的相似是因为生产力和战斗力低下所呈现出的状态，发展起来后，都有扩张的内在动力。古希腊城邦之间因为战争难、商贸易，吞并到一定程度无法继续，所以采取结盟方式，貌似以民主遏制强权。中国的邦国之间因为战争易、商贸难，所以吞并方式能够一路延续，是赤裸裸的强权当家。双方本来都在同一条道路上奔跑，雅典和斯巴达统一古希腊的雄心或野心都是显而易见，只是天不遂人愿，而中国的战国七雄还不是最后的终点。

在统一的道路上，古希腊的戛然而止和中国的一骑绝尘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前者只蒸成一屉小包子，后者则烙成一张大馅饼。虽然都能充饥，但由此似乎产生了两条道路，决定了后来很多不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