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和秦岭淮河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10

从雅典回北京要经德国慕尼黑转机，使我这次旅游的行程又多了一个国家。

慕尼黑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伊萨尔河畔，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德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和汉堡。记得曾在网上见到过专门推荐到德国南部旅游的文章，以慕尼黑为中心，介绍森林、古堡等等，强调其区别于德国北部的文化独特性。德国的南北差别我还无缘体会，但是雅典和慕尼黑的差别一下飞机就体会到了。两个半小时的飞行，穿越10个纬度，跨越阿尔卑斯山，结果就是从盛夏到深秋。此次旅行，我只带了一套很薄的长袖衣裤，在意大利、希腊都没用上，还后悔带多了。没想到一到慕尼黑，全都套上，还觉得不够用。当日正逢天气阴沉，不见阳光，同时冷风嗖嗖，旅游的心情备受打击。下午在某地看到温度指示12℃，回想前一天雅典的炎热，觉得更冷了。在农业文明时期，有这样的温度差别，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开化晚一些，就不难理解了。

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勃朗峰，海拔4810米。

慕尼黑在中国的知名度比较高，而且内容丰富。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为球迷熟知，几乎等同于德国足球；工商界人士多关注慕尼黑的高科技产品和多样的展会；历史迷们则兴致勃勃地谈论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啤酒馆政变，因为慕尼黑是第三帝国的发迹之地。

第三帝国是希特勒当政时纳粹德国（1933～1945）的另一称谓，在它前面的第二帝国是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它们都承袭着这块土地上更早的一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名称上容易造成误解的帝国。

查理曼帝国解体后，东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渐渐式微，最终被另一支日耳曼人建立的萨克森王朝取代。奥托一世（912～973）将一盘散沙的王国重新凝聚起来，并且出兵亚平宁半岛，保卫罗马教皇。962年，奥托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封为罗马皇帝，显示对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继承和振兴。通常以此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初始建立。帝国延续的时间很长，正式结束是在1806年。帝国并非被灭亡，而是拿破仑自称法兰西皇帝后，受教皇加冕，宣示为正统，这相当于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弗兰茨二世因此被迫采用奥地利皇帝的称号，辞去或者说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

奥托一世与教皇约翰十二世会面，绘于15世纪。

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13世纪才出现，被历史学家沿用，后来其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一略显冗长、气势豪迈的名称在今天看来显得非常另类，因为它实际上既不神圣，也跟古罗马毫无关系；它没有固定的疆界和首都，没有统一的军队和货币，自始至终都谈不上是个帝国。所以也有人将其称为“德意志王国”，应该更贴切。

神圣罗马帝国和其前身法兰克王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一样，也是由王权加贵族组成的松散联合体，15世纪以后长期由哈布斯堡家族把持。别人一般称王，它能够长期拥有皇帝的封号，是因为和罗马教廷关系紧密，并借此拥有了名义上对欧洲广阔领土的世俗领导权。不过这个皇帝并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威，对外更多时候像是一种荣誉称号。别人并不在乎，也缺少为此开战抢夺的强大动力。即使对内，后期由于诸侯国势力坐大，皇帝基本形同虚设。这些现象与中国秦朝以后的皇帝截然相反，倒是有些像以前的周天子。

自1356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选由7位选帝侯决定。

中世纪的欧洲除了教会势力，其政治单元是无数散碎的诸侯国，各自的统治者是封建主，因此延续千年的中世纪被称作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本意是“封国土、建诸侯”，原指西周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相似。但中国因某个历史原因，现在却将自战国到清末称作封建社会。由于在翻译和描述上难以做到准确，所以“封建”的定义历来有争论。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中央集权转变，和此前的封建制有本质区别，似乎称作“农业中央集权社会”更合适。如今说法已经约定俗成，不过还是应该分清此“封建”非彼“封建”，以免发生混淆。

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的中央集权已经初具规模。至中世纪反而出现倒退，是因为欧洲人活动范围扩展，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刚刚深度开发，所以把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裹挟到“退步”之中。不过只用封建制概括中世纪还不全面。面对支离破碎的独立领地，欧洲人在精神统一上选择了基督教，政教合一成为弥补封建制劣势的另一种辅助制度。这也是了解中世纪的另一个视角。

中世纪的黑暗令欧洲人自己也常常深恶痛绝，因为这不仅与后来的发达极不相称，也与同时期创造伟业的中国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令现在的部分中国人也产生了某种优越感，不时冷嘲热讽，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从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从北到南相对容易。地貌几乎是一马平川，一旦克服水乡泽国的困难，“江南好”就成为不变的口碑。相比之下，欧洲从南到北的扩展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是一部充满艰辛的创业史，除了翻山越岭，还要适应气候变化。因为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山脉南北存在较大的气候差异。以南属于地中海气候，更适宜早期人类生存，以北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地区，如现在的英国、法国，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利用。温带大陆性气候地区比较寒冷，尤其是冬季，欧洲内陆一片林海雪原，正常生存都很困难，和中国东北地区早期不能得到开发利用是一个道理。气候差异的无形之手不仅主导了欧洲地区文明发展的次序，还能勘定国界。法兰克王国最后分解成左右下三部分，大致就是这三种气候类型的范围。

中世纪欧洲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挑战恶劣环境、跨越地理障碍，将南方先进的社会内容向北方的苦寒之地艰难传递。所以不难理解，中世纪很多社会面貌与之前相比，呈现出一种退化状态。但是不要小看这种退化，因为扩大生存范围、增加人口数量，都是欧洲社会大发展的必要铺垫。尤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弥补了之前的硬伤。如果中世纪的欧洲还沉迷于古希腊、古罗马不合时宜的成就，苦守一片海水，则太不现实，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

中国腹地也有一条自然地理的分界线：秦岭和淮河，分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早期文明多在分界线以北，因为南方太热，与欧洲情况正好相反。后来东西方同时发生的北方外族入侵，扩大了两地人们的生存空间。不过由于秦岭淮河一线的南北地域，分别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差别相对较小，在中国历史中的实际分割作用，远不能和阿尔卑斯山脉在欧洲发挥的历史作用相比；由气候、地理导致的生产、商业、军事、政治等差异都不在同一个量级。中国乱世时期，秦岭-淮河还能起到一定的军事缓冲作用，而一旦强者出现，这条线则被视若无物。例如南宋和金朝就被这条线分割，二者弱弱相对，拉锯一百多年，最后都被蒙古铁骑踏平。

自然地理分界线产生的冷热差别可以决定早期文明的诞生地，但还不是造成中国和欧洲分别长期维持集权制和封建制，以及小国众多的最主要原因。在农业社会，水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一系列复杂的地理地貌，导致的河流差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地势由西向东呈阶梯式下降，河流大多东流入海。中国的主要河流并不是源自秦岭，其中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更遥远的青藏高原。欧洲如果不计俄罗斯和北欧部分，地势中间高周边低，主要河流多发源于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一线。中国词人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果在中国把范围扩大，从北到南，从海河到珠江，都可以大致方向相同地抒发情感，不过在欧洲就要改成“东西南北流”了。

虽然水灾、旱灾都是大患，但是二者相比，旱灾的破坏力更大，因为择水而居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中国的不同水系彼此间独立性弱、关联性强，并且借助自然条件，中国人可以开凿南北大运河，将多条水系连成一体，共同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欧洲的不同水系彼此间独立性强、关联性弱，欧洲人绝不会在某种统一意志的领导下，不计成本地开凿一条环欧洲的运河，而是守护着各自的河流，分头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本能。中国的集权制和欧洲的封建制，都是受制于自然和生产条件，各自社会形成的选择，和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有相似性。若论相同之处，那就是从中国到欧洲，从皇帝到庶民，长期都有各种烦恼，正所谓“不论春水何向流，天下诸君总有几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