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乌有的宋元海商集团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19

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开启了该地区发展的新纪元。虽然将来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不好预估，但在共同努力下，追求地区和平、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不会止步，而中国的企业和商人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东南亚地区位于太平洋西部的赤道附近，主要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自然地貌与古希腊比较相似，但是气候条件差异极大。如果将此地区的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换成地中海气候，应该有演化出另一个古希腊文明的潜质。无奈天公不作美，物质积累困难，造成社会发展缓慢。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的社会制度整体仍然原始，多建神庙、巫术横行、各种小政权多如牛毛。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建筑物很难保存，石刻、雕像遭受海风、雨水侵蚀，另外又缺少文字记述，所以东南亚早期的文化家底很薄。不过偶尔出现一两个地区强者，也能留下一些惊喜，比如柬埔寨的吴哥窟，始建于12世纪，是供奉印度教毗湿奴的神庙群。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受外来影响较大，早期传入印度教、小乘佛教文化，之后传入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最后传入基督教文化。多种文化在这里汇合，再融合地区因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东南亚文化。

吴哥窟15世纪后被逐渐废弃，19世纪后半叶又为世人所知。上图绘于1861年。

在农业社会，信息传递并不顺畅。一种文化的对外传播有我往和你来你回两种。我往，相对主动的传播效果强于后者，形式无非商业、战争、出使、传教。你来你回，对于我相对被动。不论哪种，一般只有在异地形成长期居住的群体甚至移民，才能实现文化的有效单向传播。如果要实现互相传播，最好彼此都有人在对方常住，而且部分人有去有回。

汉文化圈的范围在唐朝基本定型之后，扩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萎缩，这和人员外出减少有直接关系。此后的中国人常被说成缺乏冒险精神。要是此说成立，等于承认中国人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强盛时的唐朝人应该还具有冒险精神。但是唐朝长安、洛阳两都，多种宗教的寺庙香火齐烧，外国人无数，定居者很多；经商传教，甚至做官，其中不乏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身影。而同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大马士革、巴格达是同样繁盛的景象，但除了不会说话的中国商品，却少有中国人的身影。这是一种极大的反差。东西交通已经打通，在伊斯兰文化的腹地，更别说在基督教文化地区，都缺少汉文化的踪迹，看来唐朝人的表现也不过如此。

非战争时期，商人是文化传播的主要群体。趋利冒险、有去有回的职业特性促使商人必须远行，进入其他文化的核心区。同时商人也是军队、使节、僧侣的先锋官，否则打仗、外交、取经弘法都找不到目标。唐朝商人没有出现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是因为唐朝繁荣的对外商贸并不是由中国商人完成，而主要由外商完成。这又得牵扯到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

中国自战国到汉，形成“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并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实践来看，重农的核心是重视农业，并非重视农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苛捐杂税和农民起义。与此相反，抑商的核心并非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中国所谓的农耕社会自给自足只是相对而言，除了原始社会，商业在社会活动中都不可或缺。但是，商人阶层对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有威胁，可以养肥却绝不容许坐大。政府对商业严加管束，听话的商人才能存活。同时利润丰厚的资源和商品，如盐、铁、铜、丝、茶等多实行国家专卖。抑制商人肯定会削弱商业效率，甚至要容忍官营的低效和腐败，却顺应更高层面的社会运转效率。

在对外贸易中，如果将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市场，那么中国商人只是一种在国内组织货源或接收外商货物的坐商，各层收益皆可监管，最高者是官商或者商官，最大获益者是政府。而外国商人多是行商，负责跨国远途双向货物运输。偶有漏网之鱼的中国行商又遵循线路越长、数量越少的规律，所以很少有人能抵达远方。如果不将某些有经商传统的少数民族算在内，中国古代有域外经历的人比例极低，有姓名有事迹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在唐朝，曾经有一批通过非正常途径来到阿拉伯帝国的中国人。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一群俘虏，最著名的一位叫杜环。杜环是一名随军书记官，这一职务对于历史而言很重要，否则后人难以了解他的经历。怛罗斯之战唐军大败，被俘者上万，部分人一路西行，被带至阿拉伯帝国的中心区域，杜环是其中的一员。后来杜环摆脱俘虏的身份，可能成为了某位权贵的随从，在西亚和北非地区游历。762年乘阿拉伯商船回国，将自身经历撰写成《经行记》一书。原书已失，仅留下千余字，散落在其他史书当中。不要小看这千余字，因为是作者亲历，所以与由官员闭门编纂、貌似严谨、道听途说而成的介绍异域书籍不同，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

杜环人生轨迹的起点和终点与大部分唐朝人并无区别，只是期间画了一条复杂的路线图，远远超过之前的甘英、法显、玄奘等人，涵盖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杜环见过大世面，尽管不是出于本意，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稀缺型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唐朝的情况：贸易繁荣，交往频繁，但走出去的中国人很少。亚洲西部已是极限，更不要说欧洲了。

杜环陆去海回的路线表明东方海上远洋贸易的兴起。其实约从汉朝起，海上贸易已经开始，只是规模小，次数少，也曾有皇帝派人员去印度洋地区购物的记载。唐朝时出现一个小高潮，促使朝廷在广州等地开放港口，建立官方垄断的市舶制度，鼓励对外贸易。外商涌入定居，其中广州人数最多。唐末黄巢起义，屠城广州，中外皆杀，导致外贸受到重挫。

五代后期至北宋，海上贸易再次恢复。南宋和元朝对海上贸易都非常依赖。丝绸、瓷器、漆器等大量外销，香料、棉布、玻璃和各种土特产大量进口。外贸繁荣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中国的生产与消费都受到影响。瓷都景德镇就是在元朝开始兴盛的，而棉布的进口导致后来引种及大面积种植棉花，成为新兴产业。在东南沿海，广州、泉州、宁波几座港口城市兴旺发达。启航和回港时期，港口帆樯如林，货物装不完卸不尽；城中商人穿梭，贸易额总量惊人。同时，造船业蓬勃发展。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造船中心之一，利用茂密的植被、成熟的工匠，可以大量制造船舶。面对如此景象，宋元时期的中国似乎肯定是一个海上商业强国。可惜这一切都是雾里看花，中国只能算是陆上贸易大国和沿海造船大国。

在农业社会，一旦克服技术难点，海路运输就拥有了一些陆路运输无可比拟的优势。无奈海上丝绸之路依然延续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余韵，很多中国制造的商船，载着中国出口或进口的商品在海上航行，但行商绝大部分依然是外商，中国商人还是没能脱离坐商的本色。信风和季风的定时性造成东方海上贸易的周期较长，从中国出发的商船是冬季出海，夏季回航，阿拉伯地区正好相反，因此一年时间最多只能走一个来回，无风时商人必须在港口附近常住。宋元共四百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沿岸没有出现过中国商人的聚居区，也少有人客死他乡。反观中国泉州，清真寺、穆斯林墓地保存至今。这是因为穆斯林商人很早就达到中国沿海经商，并且传承有序。鼎盛时期，几大海港的常住人口，包括商人及家属，多达几万人，头领甚至从政当官。而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却非常晚，就是近现代世界多地出现的唐人街（中国城）。

福建泉州的艾苏哈卜清真寺，又名麒麟寺，由穆斯林商人建于北宋年间，后多次重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

宋元时期，中国商人也有一些出海经商的记载，多限于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很少能出马六甲海峡，去到印度沿岸。对这种行为及连带与外敌联手的担心，肯定让朝廷感到了潜在威胁，否则不会招致海禁政策的出台。各朝建立市舶制度，就是希望官商垄断商业利益，不愿民商拥有巨额财富。朝廷长期拿走大部分利益，引发部分商人尝试出海行商，或者私自对外商投资，获益颇丰。宋元政府发现后，实施海禁，并没收一些商人财产。结果发现收益减少，只好再适度开禁。然后再禁、再开，几度博弈，朝廷在与民争利和防止商乱之间来回徘徊。宋元两朝，中国从事外贸的商人一直被严格控制，经常连商船下海都属违法，人员无法走远，资本积累艰难。内陆商人在抑商的政策下都噤若寒蝉，少有作乱之举，更加不易管理的海上商人怎能自由发展壮大？这样的背景下也能产生海上商业强国，那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宋元时期，中国商人的海外行踪非常有限，不宜夸大。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幽灵般的庞大海商群体，中国历史肯定会有所改变，至少中国沿海地区将呈现地中海沿岸的众多社会风貌及进程。但情况并非如此，连近在咫尺的台湾岛都没有得到开发。事实上，东方的海路贸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和陆路贸易一样，主要由阿拉伯人、波斯人掌控，中国勉强当个配角。所以宋元时期，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即使在东方也不过是多些文字记载而已，算不上先进，更不可能孤立发展。而一些中国制造的、进行远航的船舶，很可能和那些船上的瓷器一样，也是一种外销商品，或者被外商租赁使用。

广东阳江海域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模型。该船长约30米，运载大量外销瓷器，于2007年12月整体打捞出水。船上的一些贵重私人物品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如鎏金腰带、金戒指。

众多匆匆过客中有一人值得一提。元朝人汪大渊，生平不详，是不是商人不能确定，只留下一部《岛夷志略》，便消失在历史中。能够著书立说，汪大渊首先是一位读书人，其次估计是一位富家子弟。依书中记载，他共出洋两次，跨度从1330～1339，出发与回港都在福建泉州。汪大渊所到之地较为广泛，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都曾涉足。虽然有些地方难以考证具体地点，但应该不会超出商贸范围，毕竟他不是一位探险家。第二次回来后，汪大渊受地方官员邀请，写成《岛夷志略》。他的创作态度严谨，“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此书价值较高，其中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活动的内容，不过也反映出一种历史的遗憾。受各种因素影响，汪大渊所到之处多是不发达地区，异域风情等于荒蛮未开化。由于未能深入，所以《岛夷志略》不会造成《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强烈冲击。

从秦到清，山有两面，大海无疆，为什么别人来易，国人去难？看上去像是文化问题，实际是地理差异。汉文化核心区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广大的农耕疆域已经足以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正常运转和王朝更替。对外商贸能换回所需即可，让商人赚钱太多很危险；疆域扩张能将对手驱逐远一点即可，不毛之地缺乏利益诱惑。另外远方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耗费极大，将领拥兵自重，不受控制更危险。正是由于对外缺少利益追求和对内考虑国家安全，汉文化核心区建立了不鼓励，甚至是禁止国人外出的制度。即使在所谓开放的唐朝，例如玄奘西行求法，其实是违法偷越出境，回来时还要向皇帝请求赦免。而鉴真东渡弘法是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对外宣传活动，不在此列。

因地理差异而导致的一系列结果，造成中国人走出去的综合难度要远大于他人（例如穆斯林）走进来的难度，并且逐渐形成了华夷之别、夷夏之防等排斥、鄙视异域的文化传统，反过来又压制各种新形势下走出去的萌动。所以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在对外交往中，都是来者多、去者少。没有商业和军事扩张做背景，再荒诞的人也杜撰不出某个儒生，到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罗马去宣讲孔孟之道的神奇故事。缺少对外探险实践与所谓的人种、人性都无关，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期运行后的必然结果之一。这种孤岛的状态与印第安人受制于美洲大陆类似，只是从表面看不太明显，隐藏较深。

中国在农业社会时期的主要发展脉络，是较典型的封闭国家。经过汉唐两朝的努力，已经勾勒出汉文化对外扩张的地理极限。后来为了对付海患，经常执行将沿海居民内迁的迁界措施，各种海禁政策的综合效果其实就是在建造另一条长城。这种今天看来的笨方法，正好说明古代中国的社会整体利益及安全保障无需深入海洋，自然也没有成为海上强国的必要和动力。

但是中国人向外流动也并非没有成效，只是规模和幅度远逊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14世纪以前，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流动偶有发生，规模很小。元末明初，因战乱移民数量激增。移民潮一旦涌现，不会轻易停歇。明清两朝直到民国，中国移民间歇性地不断来到东南亚。中国旧称东南亚为“南洋”，因此移民的过程被称为“下南洋”，与后来的闯关东、走西口如出一辙。从此东南亚地区成为除朝鲜、日本、越南北部以外，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别看走得不太远，但已是千年积累的结果，汉文化也成为传入当地的多种文化之一。相比于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汉文化明显来得晚、影响小。尽管东南亚很多国家在明清两朝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汉文化不具备重大改变地区面貌的能力，华人也未取得强势地位。欧洲人到来后，才一切重组，不只是东南亚，还包括整个海上丝绸之路。

华人的到来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不过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先进的航海技术，而是把中国人的看家本领农耕技术传播开来；并因地制宜加以改进，在低纬度地区继续营造田园风光。华人实力增强后，曾经形成过各种大小不一的政治势力。但明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并不好，多视为叛民，并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即使出现被当地人或欧洲人大规模杀戮的事件，也不闻不问。朝廷的冷漠看似无情，可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也不无道理。

鸦片战争以后，时代已变，国门洞开，中国人逐渐大量外移。劳工、商人、学子遍布全球，定居者成为华侨。当华侨和中国内地居民频繁往来后，不免“结匪成患”，宛如倭寇又重来，只是旧貌换新颜。清末，东南亚、日本、美国都是革命党的后方基地。中国播撒的海外遗珠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历代皇帝的担忧终于成真。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烈士中有二十多人为南洋子弟。为纪念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