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服务质次价高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3.3

常听人说：“在国内旅游看寺庙，在欧洲旅游看教堂。”这是对旅游过程中宗教建筑过多的一种调侃，不过圣彼得大教堂应该不在此列，因为它的地位过于特殊。在中国，恐怕只有藏传佛教的布达拉宫与之相似，但是影响力远远不及。

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被两边半圆形环廊开放式包围，与教堂合成完整的建筑群。面对教堂，步入广场后，庄严肃穆的气氛逐渐增强，与在故宫内，面对太和殿时有近似的感觉，能够部分体会到设计者希望达到的效果。此时广场上游人不多，略显空旷，不过可以想象举行重要宗教活动时的宏大场面。

圣彼得大教堂及广场。

参观教堂没有门票一说，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别。在中国能列为旅游景点的寺庙，几乎都收门票，而且涉及到很多问题和很多部门。这就是目前的国情，也能反映出宗教的定位和地位。

教堂内游客众多，却非常安静。几个一两岁的孩童滚地打闹，也无人管。因为对天主教的很多细节不够了解，所以一圈参观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看不明白。除了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哀悼基督》见过图片以外，教堂里缺少熟悉的内容。走出教堂，我略微有些沮丧，后悔自己来之前没有做好准备，有点愧对这次机会，因为圣彼得大教堂可是天下第一教堂。

现在这座教堂如果名称更严谨一点，应该加一个“新”字，因为在它之前还有一座旧圣彼得大教堂。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后，曾下令在圣彼得的墓地上建过一座教堂。基督教全盛之时，许多事件都在旧教堂及其附近发生。不过历经千年之后，教堂虽几经维修，还是出现了墙体倾斜、壁画污损等破败现象，与罗马教廷的神圣地位极不相符。1506年教皇决定重建教堂，经过一百多年的修建，宣告落成。然后修钟楼、建广场，又是几十年，终于定型。

几代教皇希望将新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打造成精品中的精品，成为与上帝距离最近的场所，因此除了功能性之外，艺术性也必须得到保证。幸运的是，当时意大利拥有欧洲最顶级的艺术工作者。教堂和广场的设计者是一群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包括米开朗琪罗、贝尼尼等。但当时的教廷也面临一个和普通人一样的问题：缺钱。欧洲建造大型建筑周期长，除了施工难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缺钱，结果很多建筑都是几停几建。幸亏石质材料经得起百年风雨，每次停工后都会耐心等待下一笔资金投入，建筑最终不会成为真正的烂尾楼。

16世纪初，随着欧洲多国君主制的逐渐增强，教皇的权威在逐步下降，收入也在同步下降。教廷如果理财得当，不增加大项开支，不会招致麻烦。恰在此时，教皇决定上马建造这样的大工程，资金方面立刻捉襟见肘。教皇拉不来更多的赞助，只好自己想办法。按照中国皇帝的通常做法，可以增加税收或者铸造大钱敛财。但是教廷的税收比例和范围都相对固定，另外欧洲主要用金银币，不易降低成色进行不等值兑换。教皇利奥十世冥思苦想，决定循着先辈的道路，发售赎罪券。

所有宗教势力都产生过赎罪券性质的物品，这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内容看似千奇百怪，其实大同小异。有时候它像一款款商品，设法让信众购买；有时候它像一项项税收，强制信众缴纳。其作用是产生心理安慰，希望能保佑美好的未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赎罪券是古埃及的《亡灵书》，放在墓中，用来向神灵说明死者生前没有犯过各种罪状。《亡灵书》是有价商品，也是奢侈品，富人才能买得起。

欧洲的赎罪券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教皇宣布，所有军人的罪罚可以得到减免，并向每一位军人免费发放赎罪券，鼓励他们英勇作战。至14世纪，赎罪券演变为出售形式，不过初期没有滥发，还能维持较高的价格。利奥十世此次做出重大改革，决定大量发售。他宣布，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钱柜，就可以使购买者的灵魂从地狱升到天堂。结果赎罪券在短期内大幅贬值，虽然没有跌到白菜价，但天堂之路却由独木桥变成了康庄大道。众多底层民众梦想成真，因为可以花较少的钱，就能完成祖祖辈辈都不能完成的心愿，尽管这“较少的钱”对他们的收入来说并不是小数目。

罗马教廷出售的赎罪券。

教廷卖赎罪券，信众出钱买，而且有修建大教堂的神圣目标，这与一个老和尚化缘修庙并无二致，本不应该引发太大的社会动荡。但是兜售赎罪券的活动，在德意志遭到一位教士的激烈反对。此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教廷及很多人的预期，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令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一次大震荡。

反对兜售赎罪券的教士是马丁·路德（1483～1546）——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路德天资聪慧，学习刻苦，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维登堡大学《圣经》学教授。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路德逐渐形成自己的神学理论。其核心是人的灵魂得救，依靠个人的虔诚信仰就可以完成，不在于遵行教会规则，并反对教皇和神职人员的特权。路德看到部分底层信众为购买赎罪券倾家荡产，并引发了社会问题，出于自己对宗教的理解，进而对教皇权威提出质疑。他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登堡教堂正门，贴出《关于赎罪券功能的辩论》。全文共95条，又称为《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反对兜售赎罪券，主张建立廉价教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论纲》迅速传遍整个德意志地区乃至全欧洲，在社会引发激烈讨论。教廷对于蔑视其权威的行为依然采取老办法，准备通过在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判处路德监禁或死刑。

借助宗教权威，依据宗教法律，教廷在13世纪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其后很多地区陆续效仿，一些君主也参与其中，甚至后来兴起的新教也有类似的机构。宗教裁判所起初只是为了平息天主教内部的教派争端，后来审判范围扩展至所有被认为有可能危害教廷的异端，并伴以各种酷刑和惩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火刑柱。宗教裁判所的斑斑劣迹罄竹难书，各种借上帝名义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事件让今天的信徒都会满脸错愕。路德的前辈捷克教士胡斯（1371～1415）也曾有过类似的宗教改革主张，结果被定为异端烧死，因此还引发过“胡斯战争”（1419～1434）。

左图：1415年胡斯因异端罪名被烧死。右图：15世纪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行刑时的场景。

路德如果早生一百年，会被烧死一百回。但是世易时移，此时教廷在西欧的政治控制力处于下降期，路德的言行得到德意志部分权贵的支持，人身安全受到保护，教廷的计划没有得逞。另外，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并不是孤胆英雄，多处都产生了独立的新教派别，如瑞士和法国的加尔文宗、英国安立甘宗等等。因为都是对抗罗马教廷，所以新教也被统称为“抗议宗”或“抗罗宗”。

左图是路德，右图是加尔文。

此后多年，路德在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同时，连续发表维护《圣经》权威、抨击教皇权力、主张宗教与世俗权利分离的言论，不断为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法国人加尔文（1509～1564）的后半生主要在瑞士活动，他的一些主张更为激进，直接否认教皇的权威，宣扬官员、商人和教士一样，都是受命于上帝。至16世纪下半叶，宗教改革成绩斐然，西欧的政治格局得到重新划分，教廷的权力加速衰落。

欧洲宗教改革中的新教与东方佛教中大乘佛教的兴起类似。前者借用原典经书的权威，宣扬普通信众可以跨过由教会主导的繁文缛节，直接与上帝沟通；后者宣扬佛有无数，大家互相帮助都可以成佛。二者都是后来者，认为之前上天堂或成佛的方法太昂贵或太繁琐，对普通大众不公平，所以必须降价。路德、加尔文等都是宗教人士，不忍底层信众受宗教势力敲骨吸髓式的盘剥，被迫支付高昂的宗教费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因此穷困潦倒；同时，教会某些群体的愚昧无知和道德败坏也令他们痛心疾首，所以提出改革。他们要通过争夺对《圣经》的解释权，进而争夺宗教权利，并顺势延伸至经济和政治领域。

因为新教的创立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宗教改革的进步意义不在于宗教本身，而是政教分离。当时的欧洲，削弱宗教势力的经济、政治权利，正是崛起中世俗政权的愿望。在此大背景下，宗教改革与世俗夺权同时进行。从前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这次新教和天主教分裂，都是在争夺谁更能代言上帝，这是说不清楚的糊涂账。但是从长远看，每次内部大分裂，都会重创宗教势力，获益者通常是世俗政权。所以宗教改革完成后，无论是疯狂反对新教的君主，还是默默支持新教的君主，都比之前获得了更大的权利，教会则逐渐淡出政界。此后，君主们肯定与上帝的距离变近了，至于底层民众生活的改善，或者他们是否真能得到上帝的眷顾，还需时日才能验证。

宗教改革不仅催生新教，也推动天主教内部发生变化。1535年成立的耶稣会是抵抗新教影响的重要天主教组织。后来众多耶稣会士沿着新航路去世界各地传教，在东方产生过较大影响。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第一步，算是欧洲宗教改革与中国的间接联系。

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原来欧洲的天主教版图被分成新教与天主教两大政治阵营。从地理上看，西北部多为新教，东南部多为天主教，有离罗马教廷越远，新教势力越大的趋势。爱尔兰是一个小特例，因为抗拒英国的统治，大部分爱尔兰人坚持信仰天主教。政治矛盾借宗教旗号周期性爆发，折腾多年的北爱尔兰问题就是历史的遗留。

位置相对居中的法国在两派的夹击下，宗教问题一度极为严重。属于加尔文宗的胡格诺派信众增长迅速，与天主教派爆发激烈冲突。高潮出现在1572年8月24日，当天有数千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杀害，随后在全国引发连锁反应。因该日是纪念天主教圣巴托罗缪（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节日，故称“圣巴托罗缪惨案”。几股地方势力借宗教之名来回厮杀，最后大家都杀累了。经过妥协，1589年波旁地区原来信仰胡格诺派的领袖亨利改信天主教，成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53～1610），取代瓦卢瓦王朝，建立了波旁王朝。亨利四世的一生很曲折。他为了自保与掌权，曾数次改变信仰；继位后，又尽力缓解教派矛盾，在多方面都是建树。

《圣巴托罗缪惨案》，法国胡格诺派画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

欧洲宗教分裂，与伊斯兰教分派一样，同样导致爆发了宗教战争。后来新教范围扩大，其内部也引发战争。不过自宗教改革后，军政大权已完全由君主们掌握；主教们沦为附庸，为君主鞍前马后的操劳，为信众熬制心灵鸡汤，慢慢连道德解释权都丧失了。

很多重大社会变革都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宗教改革得以推进深化，从一百年前的反潮流变成一股主流，其中一项重要的技术支持是欧洲活字印刷术的成熟。要想建立廉价教会，首先要有廉价《圣经》；但拥有足本的《圣经》在中世纪并非易事，各种成本累加后，除了高级神职人员和王室贵族，其他人只能望书兴叹。广大文盲对《圣经》的需求并不迫切，但是很多识字的其他人士，如低层神职人员、普通学者，乃至商人就很渴望能自己拥有一本《圣经》，通过研读以便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

14世纪时，雕版印刷技术已经从东方传入欧洲，但不适于印刷西文书籍。很多工匠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中德意志美因茨的谷腾堡是集大成者，地位类似后来蒸汽机发明大潮中的瓦特。谷腾堡（约1398～1468）是一名制作金属器的商人，工匠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可能对他改进雕版印刷、发明活字印刷起到了重要作用。1455年，首批印刷本《圣经》诞生。从此，《圣经》的市场价值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直接阅读《圣经》的机会。

按照社会发展的传统套路，借助活字印刷术的普及，通常只是旧知识的“发扬光大”，让《圣经》可以更广泛的传播福音。这种场景在中国也不少见，例如宋朝雕版印刷术成熟之后。不过这次在欧洲产生了一个新现象。此时，几百年翻译古希腊、古罗马、伊斯兰学术经典的工作，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近尾声，并借助活字印刷开始传播。部分学者通过学习思考，对上帝的认识与教会产生了严重分歧。不论是对天主教还是新教，他们越来越怀疑教会代言上帝对人、世界、宇宙做出的各种诠释判断。但是他们没有另立新教，也没有另立政治派别，只是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见解。作为当时的异端，他们非常勇敢地开始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