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路和天路连通雪域高原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5.12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骚乱。藏独分子与境外势力勾结，表现疯狂，希望借用奥运年，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尽管闹出的动静很大，但对于结果而言，却是最差的一次。因为逆流而动，越卖力就越失败，古今皆然。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位于中国西南部，包括西藏、青海大部和其他几个省区局部，也包括邻国的部分地区；中国境内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的地质年龄比较年轻，大约5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遇碰撞，地面抬升隆起。一番沧海桑田后，原来的一片海洋变成了今天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特殊之处是面积大、海拔高，因此被誉为“世界屋脊”和“第三极”。与其有点相似的是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高原，但面积不在同一量级。青藏高原是多条大河的发源地，孕育滋养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因为它过于高远，直到近代才窥得全貌。高原上山脉错落，冰川纵横，湖泊密布，景象万千，既有连生物都很少光顾的极端寒旱地带，也有受印度洋暖湿气流惠顾形成的“西藏江南”。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必然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文化，让一批批西藏迷为之倾倒，不知所措。乱花渐欲迷人眼，问题随之而来。

世界屋脊在地理上仿佛一座大孤岛，自然条件总体恶劣，地广人更稀，社会发展缓慢。藏族的起源在学界尚无定论，来自东方或南方都有可能。至6世纪时，青藏高原分布有很多氏族和部落，各据一方，纷争不断。其中在今天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逐渐壮大，其首领被尊为“赞普”。至赞普松赞干布（617～650）时期，降服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定都逻些（今拉萨）。吐蕃是唐朝人对这一政权的称谓，“蕃”是古代藏族的一种自称，一般认为发音由苯教而来。苯教的源头可能来自中亚某个古老宗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原始的图腾崇拜融合形成苯教。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扩张，至8世纪末达到全盛。疆域东至陇右，南并南诏，西连大食，北接回纥。吐蕃与唐朝长期不睦，战争不断，曾攻陷长安，洗劫后离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联姻，虽被传为千古佳话，而事实上只是唐蕃之间的短暂蜜月期。9世纪初，吐蕃陷入内乱；842年，末代赞普被杀，王室分裂，开始了封建割据。

社会动荡时期，多是宗教兴盛时期。原始的苯教难当重任，佛教便大行其道。佛教于松赞干布在位时传入吐蕃，包括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两派同为大乘佛教，但为争夺主导权，激辩多年。后在赞普墀松德赞的决断下，汉传佛教惨败，被逐出藏区。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地早已式微，虽然在吐蕃获得尊崇地位，却离原貌渐行渐远。其间与苯教融合，其后又受印度多种宗教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

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几位赞普的本意是借助佛教维护统治，没想到随着佛教势力增大，各地开始借助佛教削弱赞普及旧贵族的权威。末代赞普朗达玛听从反佛人士建议，扶持苯教，下令吐蕃全境禁佛，收回寺庙，焚毁佛像佛经，杀害高僧，强迫僧人还俗。朗达玛的专断引发强烈反弹，各地纷纷反抗。结果吐蕃灭亡，近百年后，佛教强势回归。

藏传佛教是藏族地区最典型的文化代表。它的形成表明该地区虽与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相邻，但因地理条件过于特殊，社会发展却能特立独行，很多社会内容与周边并不合拍，反而在遥远的欧洲可以找到知音。如果把吐蕃王朝的灭亡及藏传佛教的兴起，与罗马帝国的灭亡及基督教的兴起对比，不难看出二者有一定的相似度，并且都因此形成了以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政教合一。不同之处是藏区的自然环境更恶劣，生产更落后，比起巫术横行的多神时代，进步有限，精神统一难以归于一神，所以是多神教的政教合一。

藏传佛教派别众多，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某派可以坐大，但很难服众。宋朝勉强自保，无暇西顾。蒙古西征，所向披靡，藏区多方经过协商，推举萨迦派领袖萨班（1182～1251）出藏，与蒙古高层联系。1247年，双方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晤，确定藏区归顺蒙古，同时确立萨迦派在藏区的领导地位。1260年忽必烈继位蒙古大汗，1264年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后更名为宣政院。蒙古人原来主要信奉萨满教，在接触藏传佛教后，为我所用，很快就实现了蒙藏一家亲。可见二者的社会基础有相近之处，而更加自诩高深的汉地禅宗并没有被蒙古人相中。

藏区在元朝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其行政管理必须要借助宗教势力。忽必烈封萨班的侄子及弟子八思巴（1235～1280）为帝师，八思巴不辱使命，多有建树。帝师制度一直延续，终元一朝，共计十三任。明代元后，派员入藏，告知中原易主。元朝最后一任帝师于1372年赴南京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为国师，明朝顺利接管藏区。不过，早在元朝末期，萨迦派（花教）已经失势，噶举派（白教）当道，另外噶当派、宁玛派（红教）和早已佛教化的苯教（黑教）也有一席之地。面对各派，明廷没有贸然采取特意扶持一方的政策，而是平衡处理。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原属于噶当派的宗喀巴大师（1357～1419）面对乱象，博采众长，决心改革佛教，1409年正式创立格鲁派，兼并噶当派。格鲁派因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格鲁派调和显密两宗，重视戒律，所以僧人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显得更高，从此信众日增，并于明朝后期传入蒙古地区。格鲁派坐大后，必然派中有派。宗喀巴的众多弟子都建立了支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达赖（意为“大海”）和班禅（意为“大学者”）两支。达赖一支因为掌控了经济富庶地区，所以势力最大。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最早始于元朝初期。噶举派在与萨迦派的争斗中失势，又恰逢身为领袖的高僧圆寂，为避免本派群龙无首，同时为表示最牢固的继承关系，于是采取佛教中的轮回说，选择灵童，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至16世纪，藏传佛教的大多数教派都施行了活佛转世制度，以至于后来活佛遍地开花。一时的权宜之计能被迅速推广，表明这种制度创新与地区的实际需求高度契合。活佛转世制度除了可以巩固政教合一的正当性，还可以降低政权更迭的成本。尽管不可能完全避免政局动荡，但这在经济极为落后的地区也算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活佛太多，也要排排座次，否则难免大开杀戒。已经在影响力方面当上老大的格鲁派，没有力量对藏区实现武力控制，所以还是需要靠外力，帮助确认其领导地位，以维持地区稳定。

清朝崛起前，蒙古人的势力已经进入藏区，有军队常驻。满人与蒙古人的关系很好，五世达赖曾遣使赴盛京（今沈阳）向皇太极表示归顺之意。清朝定都北京后，五世达赖于1652年应邀赴京觐见顺治皇帝，受到册封。五世达赖圆寂后，因多种原因，藏区并不稳定。为了防止因达赖废立问题引发动荡，康熙于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至此，在清政府的认可下，确立了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以后二者转世都要由中央确认。达赖、班禅相互帮扶、互为师徒，又相互制衡、互为对手，并且形成了各自以拉萨和日喀则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见顺治皇帝图。

清朝前期为稳定边疆不遗余力，清政府虽未改变对藏区羁縻管理的性质，但是藏区每乱一次，通常都会导致中央的控制力增强一级。1720年，清军入藏，把守要地。1725年，清政府在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北部蒙古诸旗、南部藏族土司，并于1727年派遣驻藏大臣，协助达赖、班禅。1751年，又批准成立噶厦（藏语意为“发布命令的机关”）政府，设噶伦四人，三俗官一僧官，由清政府任命，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从此，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停止战事，加强经济，青、甘、川、滇等地的藏族分布逐渐得到固定。

布达拉宫相传始建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17世纪重建，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居住地。

西藏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边民往来频繁。18世纪后期，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两度入侵西藏，1791年还洗劫了班禅住地扎什伦布寺。八世达赖上奏告急，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统兵入藏，驱走外敌。随后颁布实施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包括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中央对活佛转世的管理，以及常备兵制度，在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四地驻军，保障安定和增强国防。

英国殖民印度后，继续北进，陆续控制了尼泊尔、锡金、不丹，并图谋将西藏收入囊中，先是派人以传教、游历、经商之名，搜集情报，然后借助贸易向西藏渗透，鼓动民族矛盾多挑事端，蚕食中国领土。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获胜，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亚东为商埠。1904年英国再次入侵西藏，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1876～1933）被迫出走蒙古。

英国入侵西藏纪念章。正面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像，背面为布达拉宫。

随着军事胜利，英国本想顺势将西藏变为殖民地，但很快发现并非易事。雪域高原不是南亚次大陆，达赖不在，九世班禅（1883-1937）也拒绝与之合作。英国人再威风，西藏各界却不为所动，清政府的表现也不卑不亢。另外在国际上，与英国长期反对俄国独占新疆形成对应，俄国利用本国蒙古族信仰喇嘛教的因素，也对藏区施加影响，并长期反对英国独占西藏。英国经过权衡，与清政府签约，获取众多利益后，放弃占领西藏，转而图谋支持西藏独立。

清末国力日衰，中央自顾不暇，无力维护西南地区边疆的稳定。面对英国的各种侵犯，西藏势单力薄，利益不断受损，与中央沟通不畅，达赖甚至两次被革除封号。1910年初，因与驻藏大臣不睦，达赖又被迫出走印度，受到英方款待。这一时期，西藏上层对中央愈发失望和不满，逐渐形成了分裂势力。辛亥革命后，许多省份宣布自治，中国内乱加剧，祸及边疆，1912年西藏发生了驱逐汉人的事件。西藏虽未公开宣布独立，不过随着中央在西藏常设管理机构的瓦解，实际已经处于独立状态。英国趁机于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试图逼迫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还背着中国政府炮制麦克马洪线，把西藏藏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令边界问题后来成为中印两国间的一大障碍。在此期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开始疏远，最终双方交恶，班禅出走内地，达赖控制全藏。

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

西藏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表面看多为政治原因，其基础却是经济原因。亚东开埠后，英国凭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产品，换取西藏的原材料，双方贸易额大幅增长，反之，西藏与内地的贸易额逐渐萎缩。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完善了印度到中国西藏边境的交通线，货物人员往来极为便捷，以至于后来中国内地的很多货物运藏，甚至官员赴拉萨，都要假道印度。至1924年前后，传统的汉藏贸易几乎停止，古老的交通线上冷落车马稀。此时的西藏与内地，地理关系依旧，但是往来形同陌路。另外，英国帮助西藏组建新军，加强军备，长期垄断对西藏的军火供应。通过商业、军事双管齐下，英国培植了大批亲英势力，更加便于在政治上控制西藏。

英国鼓动西藏独立，达赖内心矛盾，却没有走出最后的一步。因为他也清楚英国的不轨之心，更清楚西藏难以脱离中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达赖主动派员接洽，表示回归之意，中央也派遣官员与之商讨各项事宜。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随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相继爆发，此事又被搁置。在此期间，尽管英国逐渐衰落，二战后准备从亚洲抽身，却还是不遗余力地扶持分裂势力，俨然将西藏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转折出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内战结束之日即边疆回归之时。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拉萨。该结束的终于要结束了。

西藏的农奴制不仅落后，而且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相违，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经过协商，中央给出过渡期，希望缓步推进改革，但是西藏上层部分顽固的僧侣和贵族却决定逆流而动。如果说以前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各种若即若离，还属于简单的政治博弈，这次则是面对根基将被铲除，因恐惧而绝望后的拼死一搏。噶厦政府狂印纸钞，敛财备战，引发通货膨胀。个别地方的公开叛乱始自1956年，并逐渐蔓延。1959年3月，分裂势力在拉萨发动暴乱，妄图通过全面武装叛乱实现其独立的梦想，但在解放军军事打击下迅速失败，最后只得挟持（姑且如此认为）十四世达赖逃往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开始与中国政府长期对抗。

达赖集团投入西方反华势力的怀抱，一唱一和，共同编织西藏美好的过去，甚至把用人皮绘制的唐卡、头骨制作的法器都罩上了光环。西方的西藏问题专家如杂草丛生，连好莱坞的大腕明星都来捧场，普通民众更是趋之若鹜。同西方人沟通农奴制或者政教合一也许并不困难，他们在这方面比中国汉文化圈更有发言权，但是让他们理解西藏的农奴制似乎很困难。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是否美轮美奂？美国黑奴的生活是否更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果真如此，社会改革则无必要，更别说革命了。在国际关系中，西藏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很多西方政客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过是借着问题向中国找茬谋利罢了。

西藏的农奴制被消灭后，翻身奴农焚烧地契、债约。

但是，西藏在中国内部却是个真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保持到1959年的农奴制是历史的残留，惨绝人寰的场面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西藏废除农奴制后，万民欢腾，部分藏族同胞甚至将毛泽东奉为大神。不过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国家整体停滞期间，西藏更是步履维艰。改革开放初期，西藏依然缺乏自我造血机制。随着东部经济腾飞，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藏迎来了重要机遇。但困难在于西藏的工业化建设成本极高，一袋水泥、一根钢筋的真实价格都不能与内地相比，享受惬意的旅游者很难体会到建设者的那份辛劳。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对于西藏更为适用。西藏从原始的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书写新的篇章。西藏独特的地理条件还会保持独特的文化，但是肯定会渐渐摆脱落后和蒙昧。当游客有幸乘坐青藏铁路的火车，在沿途欣赏世界屋脊的美丽风光时，耳畔常会响起《天路》这首歌：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