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利益全球化同步的中国国际化进程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5.15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级的强烈地震，半个亚洲都有震感。最终统计死亡和失踪人数达8万多人，受伤37万多人。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一个不曾见过和想象过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连国人都被自己的表现惊呆了。泪水恣意流淌，豪情激荡九州。整个抗震救灾过程几乎等同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验，为跌宕的2008年留下了最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除了必要的日常事务，最紧张的阶段只围绕救灾展开工作。就像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样，冲在第一线的主力是军队，并且动用了所有可用于救援的军事设备。

汶川地震中解放军搬运救灾物资。

如果以经济类型划分，现在的军队多属于计划经济型军队，市场经济型军队如雇佣军或私人武装，早已不是主流。军队的主要职能是战争时期战斗，和平时期准备战斗。和平时期也需要军事防御，社会正常运转有赖于此。军队掌握武器，不能无序。从古至今，战争史波澜壮阔，按照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1）的总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以打垮敌人为最终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二是占领敌人的国土（包括抢夺资源），三是摧毁敌人的意志。如果换一个角度，战争其实是经济活动的延续。当商业分配不能满足需求时，军事分配就会走到前台。

由于战争对参战各方来说整体是损耗，导致并不存在永无休止的战争；所以军队在历史中的常态是备战多于实战，在非战争状态下尽力保护各种利益。随着国力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要与经济实力相匹配，常规装备更新换代、研发新武器都是必要之举。中国已经没有必要到全球去部署军事力量，却至少要保持远程威慑。因为如果缺乏在战场上比拼的实力，那么在谈判桌前只能退让。总之，现代国际交往和国家运转也许不需要枪杆子开道，但是没有枪杆子保驾护航，后果不堪设想。主动进攻不是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选项，毕竟时代不同了。以战养战的成功率越来越低，在抗衡中避战更符合国家利益。不过战争毕竟是双方或多方的事，还要在博弈中权衡；而希望军队远离战争，更主要出现在救灾现场，肯定尚需时日。

落后国家如果总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经济发展必受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而一旦减轻或摆脱被动局面，国家安全有了一定保障之后，就会减少投向国防的社会支出，转而投向国计民生，努力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市场经济的活跃功不可没。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不存在，或者难以持续。因为市场会沦为战场，计划赶不上变化，前者破坏稳定，后者阻碍发展。从市场经济的层面看，追求经济效益理所应当，但是从社会整体的层面看，如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则会增加社会动荡。市场经济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并非易事，也只有在工业时代，才能稳定发展。

商业在经济活动中连接生产和消费，在农业社会可以居于从属地位，比如在中国。但在工业社会却居于主导地位，严重影响生产和消费。商人重利，要求自由的环境，集体意识不强，可以捐钱，却很难捐躯，所以商人的爱国程度通常不如农民和地主。这是因行业差异造成的财富类型不同而决定的，各地皆然。中国的传统强调大一统，重农抑商是长期国策。新中国成立后采取计划经济，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市场经济曾经带来过血的教训。

别人的成功故事永远是美丽的，只有自身惨痛经历后才能领略一二。对于民国时代的市场经济，现在很多学者都给予了肯定。小打小闹不足为凭，真刀真枪才是明证。回首往事，有一种特殊商品，绝对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作用也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这就是鸦片。

鸦片以洋药的名义行销中国的同时，内地部分地区受暴利驱使开始试种，不过种植和提炼的技术不高，所以品质不如洋鸦片。清政府视鸦片为洋货，曾禁止国内种植，但屡禁不止。后来，地方发现可以增加税收，就采取了默许态度。同治年间，鸦片种植解禁的呼声日高，李鸿章等重臣奏请准许内地种植，“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两宫太后准奏，从此鸦片种植一发不可收。

罂粟的适应能力极强，中国大地陆续毒花盛开、鸦片飘香。加上清政府对土烟还执行税收优惠政策，造成洋烟进口额大幅度下降，一举扭转了贸易大幅逆差的态势。白银回流增加（同时期的外部原因是国际银价下跌），民间资本暴增，国家经济大有起色。中国种植鸦片不仅重量，而且重质。西南地区靠近印度、缅甸，地理气候相似，技术传播迅速，鸦片品质大幅度提高，洋品牌不再吃香。至清朝末年，进口鸦片占总消费量已不足10%，中国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鸦片占朝廷税收比例高至10%左右，地方利益更是不计其数。同光中兴鸦片立下奇功，相比之下，纯从经济收益来看，洋务运动却是赔钱的买卖。

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鸦片经济对中国的政局影响更大。地方层层设置税费，大量截留，造成地方财权膨胀，令其他税收黯然失色。清末新政禁烟，限制鸦片种植，招致地方不满。辛亥革命一击成功，埋葬了清王朝，多省纷纷宣告自治，也搞不清是真心拥护自由民主共和，还是希望独享鸦片利益，或者自由民主共和就是鸦片利益。中国内陆中西部的宽广地带最适合种植鸦片，收益远远高于种粮。西部各省因综合实力不济，通常属于弱势地区，但当时西部的鸦片产量占全国八成以上，行销全国，并因此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利益链条。1915年，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称帝，获得西南各省响应，其经济后盾就有鸦片。北洋政府期间军阀混战，鸦片是很多军阀的重要财源。蒋介石勉强统一中国，但各地军阀都不是省油的灯，政令在西部并不畅通，就是因为收获鸦片等于收获白银和枪炮。各地财权稳固，拥兵自重，对外依赖程度较低，可以不服从中央管控。国民政府对此始终无可奈何，这也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败落的原因之一。今日世界有石油美元，当年中国有鸦片白银。乱世中国，鸦片的经济作用显著。各路混战虽不是鸦片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鸦片支撑的战争。类似的故事在今天的东南亚金三角、美洲部分地区、阿富汗还在上演，不过规模无法与当年的中国相比。

民国女子抽鸦片的场景。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一声令下，鸦片禁绝，故事就此结束。续篇是毒品买卖，属于违法犯罪，而且是重罪。依赖鸦片的地区，经济一落千丈，改种烟草能弥补一些，但与种鸦片相去甚远。

鸦片不是好东西，但却是中国一段历史中最耀眼的“明星”。鸦片与其他因素混合，演绎出一段特殊的“传奇”，令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全景展现了一次。各路新兴商人和资本尽显神通，将因商乱政的局面发挥到极致。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国会成立、总统轮替，都有些模样。权力纷争的同时，各派系间显得温情脉脉，很少斩尽杀绝，与西方政治军事传统相似，连学术界和知识分子都呼吸到了久违的自由空气。但在这种中国历史典型的乱世中，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只能苦苦挣扎、沦为炮灰，无福欣赏或享受什么“民国范儿”。市场经济如果真那么完美，就不会产生计划经济及福利保障制度，甚至不会有战争。商业与军事都为分配社会资源而诞生，二者关系紧密。在农业社会，独立的商业利益必然会寻求独立的军事武装来保护，同时商业会推动军事发展和军事行动，去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重商易好战的由来。

集权统一与市场经济存在一些天生的矛盾，在中国和欧洲导演出两场不同的历史大戏。完整的中国伴随着僵化的市场，破碎的欧洲伴随着繁荣的市场。不过这一矛盾在工业社会得到了逐步缓解，随着武器现代化的程度增高，渐渐阻隔了军事和商业轻易勾连的路径，各路商业利益可以受到统一的军事力量保护，重要例证是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几率越低；当今依然饱受内战之苦的国家，则农业社会特征明显。如今中国军事保障普照全国，尽管国家安全问题仍在，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良方，有些方面还要有计划经济的身影，但是商业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传统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所以选择市场经济势在必行。中国商人阶层崛起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很多已经走出国门，去世界打拼。

深圳的深南大道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与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外滩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很多经济现象用现在欧美国家的标准无法合理解释，其实关键内容并无特殊之处，都是它们以前出现过的情况。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让后来者省时省力，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国人也不必得意忘形。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有一个高速阶段，有些已经发生，有些正在发生，有些将要发生；如果都视为奇迹，就没有奇迹，而是常规了。

中国的特殊之处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体，体量超群。值得欣慰的是，它已经融入世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开放才能吸收包容，改革才能进步创新，通过军事和商业的双重分配手段，中国的利益已经涵盖全球。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并且不断创出新高。

回想中国国际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至今可谓是一波三折。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清政府和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在一点点地增加。天下是个圆球，有很多国家和国王；它们可以弱肉强食，也可以平等相处，但是有一定之规。清政府不平等条约签到手抽筋，总算积累了一些知识和人才，却刚刚入门就倒台了。北洋政府发现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二战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转机，在美国的提携下，蒋介石步入巨头行列，尽管斯大林对此很不屑。不过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就被共产党击败，此后只能在台湾小展拳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朝鲜战争，大国的地位得到初步恢复，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由于安全问题没有解决，极易走向封闭保守。新政府对国际关系处于摸索之中，政治上先倒向苏联阵营，一切由老大哥做主。服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还可以忍受，待到赫鲁晓夫时期渐生嫌隙，毛泽东与之彻底决裂。

自我做主的中国手握原子弹，“冷眼向洋看世界”。对抗美苏不必多说，甚至对由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尼等国组织的不结盟运动也嗤之以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当年却置于中国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下，无法认真执行。因为当时的外交工作重点是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帮助亚非拉，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兄弟。为赢得国际空间，中国曾经输出武装革命。远处没能力，就从东南亚下手，结果连续碰壁。外交失策引发国际反华大合唱，内政失策导致经济状况不佳。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严重错误。国家出现乱局，民众陷入宗教式狂热，上演了各种现实悲剧。好在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凭借一支工业化的军队，短期还不至于走向崩溃，留有生机。

60年代后期，放眼小小寰球，与中国肝胆相照、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阿国在恩维尔·霍查（1908～1985）的“英明领导”下，先与邻国南斯拉夫中断牢固的友谊，再与苏联闹翻。它和中国的政治走向相同，都认为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反美反苏反中间路线，中国曲高和寡，只有“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能够附和。

1968年10月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各界群众十余万人，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

否极泰来，中国混乱过后逐渐恢复清醒。在经援外交的帮助下，加上对美苏的共同反感，中国结交了一帮穷朋友。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世界对中国大国地位迟到的肯定。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和责任，中国有些懵懵懂懂。不过以此为转折点，外交政策开始嬗变，中国在联合国当起了一名拥有核武器和否决权的小学生。

一旦上路，趋势不可阻挡。出于反苏的共同目标，1972年，中国邀请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随之与西方各国纷纷建交，也获得了进口先进机器设备的机会。1974年，中国派运动员参加在伊朗举行的亚洲运动会，重返国际体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方面。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和世界第一强国开始正式交往。外交政策从以往刚性的“非敌即友”变为具有弹性的“亦敌亦友”，以支持内部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经济。苏联解体后，面对西方的包围遏制，中国没有裹足不前，坚持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综合实力大增，不怒自威。所谓的外交困境都是指具体问题，战略层面早已今非昔比。以中国现在的实力，外国误读中国并不可怕，自己误读自己才最致命。减少误读就要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敞开胸怀放眼世界。了解发达国家只是一方面，了解发展中国家也很重要。

1972年2月21日，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依托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民生得到持续改善和提高，中国在克服各种内外困难的同时，加速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不会因国际化而招灾，国际社会也不会因中国加入而遭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黄祸”的观点一样腐朽，大家都要尽快适应新局面。面对纷纷扰扰的世界，关注天下事，做好分内事，按理说有一颗平常心足矣；但是中国获得的地位和国际社会赋予的期望，却令中国要有更大的抱负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