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5.23
2007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公布了某村民拍摄的华南虎照片,引起了轰动,也引发了热议。老虎是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自然状态下需要面积很大的山林才能维持种群的生存繁衍。陕西镇坪地处大巴山南麓,原来有野生华南虎出没。不过随着猎杀和栖息地遭到破坏,大巴山区的华南虎已经多年没有踪迹。此次有人闻听老虎现身,高调认同照片为真。不过更多网民和专家对此提出质疑,于是挺虎派和打虎派在网上展开论战。最终,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随后公安部门介入,经侦查证明华南虎照片系伪作,造假人因涉嫌诈骗被捕判刑,事件告一段落。某些官员想借保护野生华南虎为由,从国家林业局争取一些经费的小算盘落空了;至于附会祥瑞,“盛世出猛虎”一类的说辞也沦为笑谈。
镇坪虎照事件中的年画虎。
华南虎照在网络事件中非常另类,没有刑讯逼供、暴力拆迁、上访抓人、因言获罪、官商勾结、情色香艳,没有一条人命,没流一滴鲜血。与很多充满情绪化、依靠煽情吸引眼球的讨论相比,该事件的讨论过程相对理性。正反双方都有均等发言的机会,据理力争,核心是照片的真假和该地区到底有没有华南虎。最后证明一切都是子虚乌有,落了个“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该事件妙趣横生,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官民利用互联网,相互对质的场景极为罕见。激烈的言辞依托于和平的方式,普通小民的声音只要言之有理,也可以公告天下。而这种方式正是中国社会一直在追寻的,众里寻他千百度,居然在21世纪借助互联网技术正在成为现实。结果是禽兽关乎国事,草民可以问政。
人是社会性动物,为了应对各种关乎生存的危险,形成了对集体安全体系的依赖,进而形成了对维持体系正常运转的权力依赖。权力的存在及等级的划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几乎是天生的。权力产生的目的是为群体提供安全环境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期提高生存和生产效率。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依靠权力,其中以非暴力方式居多,但暴力方式也必不可少。权力形成之后,高高在上,陆续产生了王权、神权、君权、教权、皇权、主权等等,以上所列都是常说的具有排他性的最高权力。随着社会发展,权力的概念得到了深化和扩展,尤其是权力和利益结合后,形成了权利的概念。各种描述个体权利的词汇大量涌现,如人权、民权、知情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等。
用现代权力的范围追溯过去,权力可以简单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权力容易理解,下层权力也一直存在,只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因为下层权力对集体安全的保障效率最差,所以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被使用。奴隶、农民起义是下层权力发挥作用的时刻,活不下去了只能搏一把。下层权力一旦行使,为提高效率,还要向上聚拢,又形成新的上层权力。现实之中,上下权力的分界不可能是一刀切,中间有丰富的过渡阶段,比如诸侯、贵族、军阀、行会、帮派、公司、单位、黑社会等等的权力。
依靠权力解决问题,必然涉及成本和效率(收益)。企业层面,成本高、效率低,成本低、效率高,在数据上一目了然。扩至社会层面,情况就非常复杂了。面对问题,可以浓缩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步骤,通常认为解决问题的成本更高。而实际上,如果剔除超出能力的目标,恐怕是认识问题的成本更高,因为关乎利益的所有人员对问题的轻重缓急有不同认识,难以形成共识、发挥合力。面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无法形成共识的情况下,由拥有权威的上层权力来强制实施,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选择。正是因为整个社会严重依赖上层权力的效率,也因此形成了很多上层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或者上层权力自诩为永远正确。
争夺权力是争夺利益的延伸,所以对权力的争夺不可避免。通常认为上下权力之间是对立关系,实际上,基于一个社会整体,权力之间最重要的是统一关系,而统一关系作为隐性前提只是经常被忽略。在社会问题低发期,权力之间的统一大于对立;而在问题高发期,上层权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造成效率低下,于是上下权力有可能展开暴力斗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解决部分问题的同时,最后又形成了老套的权力布局,然后等待下一个问题高发期。
以上情况更多是农业社会的常态,进入工业社会后,情况有所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报纸、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交通的发展,信息传递的效率得到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享受着超额技术红利和普及教育,可以提供全社会认识问题、达成共识的成本,结果是上下权力之间暴力斗争逐渐减少,趋向于共同合作,社会治理也实现了从神治或人治向法治的过渡。另外,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中上层权力过大的局面开始改变,下层权力得到扩大。新的上下权力关系不仅淡化了传统的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观念上已经上下倒转。同时,对上层权力又进行了分割细化和相互制衡,形成了另一套对权力的描述方式,即强调某种权力的具体内容,例如常说的立法权、行政权等等。现代社会对权力分配的认识趋向是社会分工不同,即上层执行,下层监督,二者用被选举和选举来连接。这套权力体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发展还在不断完善。
如果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权力关系进行概括,其实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二者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是共生共存,任何突出先后、主次、高低、对立等关系的表述都有缺失。人是高智慧的社会性动物,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决定了权力的分配方案。集权是部分个体权力合并后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分权是部分整体权力分解后的表现形式。集权有各种级别,相对复杂。现在一般认为最高的权力是国家主权,对外表现为独立权和抵抗侵略的自卫权,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家的消亡。不过,国家间通过结盟,能产生比国家主权还要高的集权形式。分权后的最低单位是个体的权力,相对简单。集权的形成有利于整体的生存效率,所以个体让渡或牺牲部分权力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必然现象。过去由于等级森严,对于集权权力过大,甚至达到极权,少有异议。现代社会对过度集权的弊病认识越来越清楚,很多国家已经做出改变。但这只是权力的如何再分配,得不出集权和分权谁高谁低的判断。以当下为例,加入利益因素后,不论高喊“主权大于人权”,还是“人权大于主权”,最终都是一起践踏主权和人权,也不能取代主权和人权共生共存的社会现实。
如何设置各种权力的边界,估计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想要实现集权和分权分工合理、配合默契的一套权力体系正常运转,并非易事。发达国家有技术红利支持,因此被奉为典范;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通常徒有虚表,效率可想而知。其中的难点之一,就是信息沟通成本过高,难以形成共识。信息传递的能力并非人类特有,但是信息传递的技术却是人类的专享。早期人类之间的呼喊和手势还属于动物本能,其后语言、图像、文字利用各种载体传播开来。进入工业文明后,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新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而互联网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老问题只有遇到新技术,才能看到新希望。互联网承担了部分历史重任,开始触及权力分配的深层顽疾。
互联网依托于计算机发展而来。1969年,美国军方主导用几台计算机主机尝试联机,出现了互联网最早的雏形;1990年前后美国开始普及互联网。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应用推广迅速,几乎与世界同步。目前,互联网的发展仍在突飞猛进之中。有目共睹,互联网引发的经济变革是颠覆性的,从生产到消费的所有环节,均被波及。在公共事业领域,长期困扰各国的教育和医疗问题,也有了新的改善途径,国际间科学研究的合作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互联网技术导致信息传递成本大幅下降的结果。当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进入旧有的权力体系后,必然为政治变革做出贡献。发达国家民众的权力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及渠道行使。有学者在形式上将互联网的作用归纳为一种监督权,视为“第五种权力”。前四种分别是立法、行政、司法、传统媒体(包括纸质出版、广播、电视等)。但在中国,以往前四种权力几乎是统为一体,因此互联网可视为是第二种权力。发达国家四加一,不过是锦上添花;中国一变二,肯定是石破天惊。
说得夸张一些,互联网的最大威力是能够用最低成本做到“一人知天下,天下知一人”。互联网展示的这种可能性,是以前的信息传播技术很难做到的。互联网除了能提供海量的文字、照片、视频信息,还能提供认识问题的安全平台,把各种被隐藏或不受重视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过去处理问题,容易从集体无意识、集体不作为,直接跳至矛盾激化爆发、强制解决;而互联网时代能将其中的很多沉疴弊病化于网络之中,甚至连集会、游行、罢工、出版等传统手段都显得落伍了。理不辩不明,灯不点不亮,为求明亮,各方观点充分表达,针锋相对也不可怕,争论、理解、宽容、妥协,以求问题根本解决。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以反对过去“我可能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剥夺你说话的权利。”现在捍卫说话权利的成本大大降低,互联网上喋喋不休的场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广开言路胜于万马齐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互联网蓬勃发展、功效非凡,对欠发达国家更有一些特殊意义。听取反对意见,是发现问题的捷径;尊重反对意见,是共同认识问题的前提;吸收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是达成共识的关键。普通民众从网络问政到网络参政的步伐正在大大加快,并在此过程中将完成向现代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而国家的政治改革也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各项公共决策也将更全面的兼顾不同群体。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如安全劣势、政治强权,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在很多地区、很多方面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大趋势不可阻挡。以一己之私,阻碍信息传播,阻碍互联网发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功效,最终都是徒劳的。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早期互联网上的常用语,因为1993年7月作为这幅漫画(彼得·施泰纳创作)的标题而非常流行。
言论自由在互联网上的低成本,反过来造成一言堂的成本越来越高,各种被美化的人间天堂和被丑化的人间地狱,在信息时代都现了原形,天使和魔鬼也恢复了人形。在比较后,人们逐渐发现,抛开无知、愚昧、狭隘、立场,以前认定的太好或者太坏都有局限性,因为以前的信息量太少、太片面。
互联网是发达国家的重大技术发明,按照以往享受技术红利的规律,其他落后国家真不知还要做多少年的经济奴隶。但是互联网的重要特性是技术相对开放,必须广泛推广、频繁创新,所以很难形成以往的长期技术垄断和超额技术红利,甚至正在大幅消除之前许多方面的技术垄断和技术红利。这种技术特性,造成发展中国家不仅能从中分得一杯羹,如果充分利用,还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综合差距。
互联网给世界带来的变化还在进行之中,其中另一个最值得期待的目标是从大信息阶段提升至大数据阶段。就像麦哲伦环球航海后送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地球一样,互联网也正在送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地球:数字地球。数字地球是对真实地球的数字化认识。通过互联网,将地球上每一点的全部信息,按地理坐标加以整理,构成一个全球的信息模型。在数字地球的基础上,还可以构建数字社会,如果再加上时间轴,甚至可以构建数字历史。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成为可能。而只有在大数据面前,众多老大难的社会问题,才能摆脱简单的政治立场或道德判断,实现定量和定性的科学分析,以求可靠和可行的解决之道。
互联网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技术,便捷的背后是每个人身心的自由。不过对互联网的功能及展望也不必无限夸大。例如认识问题的成本降低,也就增加了问题的曝光率,而某类问题的高曝光率与其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或紧迫性经常不匹配。这不仅会影响对社会发展更深层次的认识,还会造成社会资源新的错配。另外互联网的虚拟性虽然对认识问题有帮助,但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并不足;虽然对整合现有资源、搜集信息资源有帮助,但是缺乏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好在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类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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