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缔造文明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6.7

2010年3月12日至14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会展中心举行了第一届全球无神论者大会，约有2500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在全球无神论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无神论者古已有之，现在多指相信科学、相信没有神、反对宗教的人。最早的无神论运动可以上溯至启蒙运动时期，现在的无神论运动因为被赋予了更多的新意，所以有时为了区别，还要特意加上一个“新”字。无神论运动的兴起，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基督教持续衰落的佐证，也是科学日益显露出重要性的力证。

仿照米开朗琪罗《创世纪》中的场景绘制的飞天面条怪。科学无神论者经常用虚构的飞天面条怪形象，来讽刺现代社会中的宗教。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建于1265年的多米尼加教堂如今是一家书店。随着欧洲信教人数减少，教堂被大量废弃，部分已被改做餐厅和书店。

关于科学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偶然性或必然性的讨论有很多。按照时间顺序，科学是个晚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也即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由此又推及到技术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人类和其他很多灵长目远亲一样，早已经进化出双手。要想再往前进，继续提高手的力度和灵活性，空间不大。也就是说，后来所有与手有关的遗传变异对于提高生存能力，帮助不大。应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早期人类的某个个体或群体，尝试用灵活的手笨拙地拿起了木头或石头，帮助采摘或打猎，导致获取食物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一行为使种群获得了更大的生存优势，利于种群扩张。当然，这种最初使用工具的习惯与其他某些动物利用天然工具一样，还不算是技术发明。但是，其他动物至今也不会制造工具，人类却以此为基础，不仅使用工具的行为得到了传承和强化，而且为了继续提高生存效率，经过漫长的实践，开始陆续利用动物的角、骨、牙、皮及其他自然资源，尝试制造各种工具，逐渐发明出复杂的综合技术，并延续至今。

上图：在东非发现的迄今最早的、人类用于制造石器的石料遗存，距今约200～150万年。下图：在德国舍宁根发现的迄今最早的、人类木质器物遗存，用云杉木制造的狩猎长矛，距今约40万年。

现在再回想那个令后人惊叹的初始场景，其实就是人类利用及促成后来发明技术的开端，也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新的开端，还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不过对于整个生物进化史来说也许只是偶然的一幕。由此看出，人类的历史不过是通过技术手段保持生存优势的进化过程。

以使用工具为起点，人类历史中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以合并为广义的技术。除了常说的工具、器物，还可以包括语言文字、生产生活、商业军事、政治制度、政策法律、宗教迷信、文学艺术、习俗道德、思想文化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产物，都呈现出不同时代、以新代旧的技术演变特征。

利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尽管其中也造成过很多苦难，如残酷的战争。但从大趋势看，技术进步提高了全人类的生存效率，并能不断满足人们的各种新需求。另外，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各种权利上的人人平等、充分享受自由、保持个体尊严等等方面，也正在借助技术进步逐渐实现。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彰显了技术的正义性。

生物的自然选择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人除了面对自然环境，还要面对社会环境。为了提高社会运转效率，人类会在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商业分配、军事安全等因素以及强权和民意的合力作用下，创建相应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一般在稳定统一的状态下，才能支出最低的管理成本，发挥最高的管理效率。为做到这点，某一种政治制度在定型过程中，理性社会人势必会选择某一种知识体系成为社会主流，争取对客观世界形成统一认识，减少纷争以利于社会运转。这就是人类社会必然要在多种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淘汰、融合后，产生主流知识体系的原因。

与各种技术进步一样，并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人类的主流知识体系也在不断进步，曾经产生过巫学、神学、哲学三种主要类型。受政治左右，主流知识体系会出现更替，阶段性也会各取所长、混合搭配。在相对固定的区域，三者间有进步关系，神学比巫学、哲学又比神学所对应的社会发展水平要高；具体到某个地区，还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都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正义的。但是，当科学知识体系出现后，这种认识就不断受到质疑。

在科学眼中，巫学、神学、哲学可以统称为非科学知识体系。先不论正确与否，科学知识体系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是其他三者无法比拟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巫学、神学、哲学不仅互为对手，而且内部也是派别林立，都自诩最正确，经常大打出手；哪怕是借助军事、政治强权，也始终无法统一。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它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科学视为对手。

从社会功能来说，科学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执着于对客观真相和客观规律的发现，能够绝世独立、远离政治，皆源于科学首先注重对事实真假的判断，并不在乎利益的取舍。而巫学、神学、哲学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政治服务，被选定为主流知识体系后更要屈从于政治需求。迫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会要求它们为了利益，在很多时候必须忽视对真假的判断。由此不难理解，它们内部的纷乱、知识变化的随意，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主观判断，不仅扭曲现实，还扭曲历史和未来。所以严格地说，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客观的发现，知识更新的过程表现为无限接近真相；而非科学知识中存在着大量主观的发明，知识更新的过程更像是技术淘汰。发现和发明的差别，不仅决定了对现实的认识，科学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客观描述历史和准确预判未来；而这对于非科学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非科学知识体系经常自夸如何无所不知、博大精深。此类“优点”是非科学知识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必然伴随着宗派丛生、混乱相残等现象。与科学遵循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不增实体”的原则，达到有证而信、以证推断相反，非科学都有狂增实体的迫切需要。因为只有狂增实体，才能不断逃避实证、掩饰错误、自圆其说，从而达到无证而信、以言推断。又正是因为缺乏实证，非科学知识体系自身的纠错机制很差，评判对错往往要借助强权和民意，然后才能占据道德高地、发号施令。而科学自身却有极强的纠错机制，对错误一个都不宽恕，并且不受外力影响，不会刻意顺应强权和民意。科学要保证知识的正确，关键在于方法，求真的方法也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如果用科学方法来审视、校验、评判非科学知识体系，结果可想而知。哪种知识体系更正确，不是靠自吹自擂，要通过实践来验证。对客观世界描述越准确的知识体系，越能正确指导人类和客观世界的互动行为，越有利于技术进步，越有利于种群生存。从经验型技术过渡到理论型技术的质变过程中，科学凭借逻辑和实证，可以精准描述客观世界的真相，当仁不让地对技术进步起到了更大的指导作用，对于广义的技术进步也是如此。而这对于非科学来说，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科学知识体系展现了其精准性，但是不必据此完全否定非科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它们虽是人类认知能力不足时对客观世界的片面和错误认识，却同样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产物，并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另外，非科学知识体系之中，积累了很多具有科学性的正确知识。这些知识尽管并非巫学、神学、哲学的核心和主流，但经过漫长的铺垫，最终都被科学继承，收入了科学知识体系。

培根《新工具》1620年初版中扉页的插图。一艘代表科学的三桅帆船，鼓足风帆，即将闯过象征已知世界尽头的标志——海格力斯（大力神）柱，向未知世界进发。大航海时代用帆船远航寓意科学探索，现在可以改用宇宙飞船飞向太空。

自然科学是科学的源头和基础，是对自然界的发现，并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社会科学是通过科学方法，对人类利用广义技术发明所形成的社会的再发现，并由此形成的反映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即使那些非科学知识体系，因为也是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点，也被纳入了社会科学的范畴。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关注的对象不同，二者的关系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通互联的。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展示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事实真相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了科学的正确性，也彰显了科学的正义性。所以科学除了提供事实判断，还能提供价值判断，进而还能提供道德判断。并且，由科学提供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是统一的。只有以共同认可的事实做基础，并借助技术进步，才能实现共同利益，追求共同价值；然后促进人类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一过程既符合自然选择机制，也符合人类的理性选择机制。而非科学知识体系往往是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不过现有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消除利益争夺和政治分歧，这就会影响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判断很难取得统一，所以各种非科学知识体系仍有较大的存在空间。

对真假的严格判定，导致科学不可能向政治制度做出妥协。而具有统一性和全面性的科学，已经对技术及生产实现了科学化，正在对商业、军事实现科学化。以此推断，人类在逐步实现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摒弃战争、不断追求更高效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治制度也将逐渐实现科学化。各种主张、政策、法律都会向科学靠拢，所以最终确立科学为主流知识体系是迟早的事。一些有条件先行先试的国家和地区将在未来继续占得先机，成为新潮流的引领者。待到科学知识体系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人们会发现，统一、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利益、伦理、道德等概念的现实情况，与以往会有很大差异。

人类再伟大，也不能超越自然。如果跳出社会范畴去观察技术和科学，在大自然中也可以觅得来龙去脉。技术的出现，就像人类进化过程中偶然变异出的一个新器官，尽管很难赋予它生物学的定义，但是它的出现及演变却符合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机制。每一项技术发明都是一次遗传变异，然后优胜劣汰、循序渐进。因为这个“器官”与肢体不相连，所以它的进化速度和复杂程度至少看上去具有独特性，开创了一条别样的进化路径。另外，技术的运用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化，比如体毛的变化，尤其大脑的进化和心理的进化至关重要。如果将技术视为人的外部器官，则人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和其他生物与自然的关系就别无二致了。

技术如此，科学也是如此。生物尤其是动物，在获取食物、躲避天敌、生殖繁衍等方面会对环境形成有利于生存的正确认识，即面临各种考验时，必须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否则会有被淘汰的风险。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佼佼者，这种对客观世界正确认识的需求，从简单到复杂，正是科学逐步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也是科学提供事实、价值、道德判断的由来。尽管常说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时间很晚，但是对真相的执着追求其实早已经写进了人类的基因，并在不断得到强化。从这个角度看，非科学知识的出现其实比科学要晚，因为它们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而科学则是源于生物的本能。

与其他生物只是按照长期进化形成的本能来被动适应和认识客观世界不同，人类会借助技术去主动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相。从社会科学意义上对人类来说，具有科学性的知识与最早的技术是同期产生的，它们都是人类诞生的重要标志。以此为起点，人类为了生存，更加依赖相互合作和集体行为，增强了社会性，开始了共同的文明之旅。随着人类扩张，奔向四面八方，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又开始了各自的文化之旅。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文明的衍生，文明不是文化的提炼。

科学和技术是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文明的缔造者。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都是技术进步带动人口增长，并伴随着战争和各种破坏。自然选择有残酷的一面，但是人类也一直在努力减少以同类生命为代价的残酷竞争。值得期待的是，新文明到来后，在理性选择下，人类之间的竞争可以逐渐告别暴力和血腥，以和平的方式体现在各种社会空间。所以新文明可能会是一种技术进步的同时人口不再无序增长，人类之间、人与其他生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用科学和技术贯通过去和未来，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为坐标，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就像用进化论来解释生物多样性的进化过程一样。常说的知难行易、知易行难，或知先行后、知后行先，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知行合一更符合实际，也更有效率。理性社会人的理性思维与科学意义的理性思维将会呈现出更高的重合度，即追求利益和追求真相高度重合，才能更好地引导人类的理性行为，以适应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科学素养和技术水平都是衡量现代社会及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最理想的知行合一、人类求知本能和生存本能的最佳结合，就是在动态中寻求科学和技术的高度结合，在科学真相与技术高效间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

文明为人类所特有，有无尽的生命力，新文明之后还会有更新的文明。对于个人来说，无非是学习、理解、掌握、运用科学和技术，做个文明人，创迎新文明；在这场恢宏壮丽、生生不息的进化中，写下自己人生最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