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应民心，中国应坚定推进转基因产业化

由于转基因的产业化已经实质上被搁置近20年，且在各届人士持续加大科普七八年后仍无明显起色，最近两年——尤其是“十三五计划”中的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尚未兑现，业内同仁们已经不再热衷谈论转基因问题。

大家不多谈转基因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十多年的舆论演化中，“转基因”变得越来越超出农业育种的概念，趋近于一个社会学的符号。虽然转基因的安全性仍是核心问题，但却不再是必要和唯一问题，而超出安全性谈转基因，并非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长处，甚至连很多搞科普的人也力有不逮，摸不着头脑。

事实上，复杂的问题也有简单的解法。如今的转基因议题涉及食品安全、经济、政治、贸易等诸多问题，这是从专业划分而论，但从舆论的角度来说，它们统统可以归为“民意”，即民众声称支持或反对转基因——不管其理由是什么，多么五花八门，总体上都是口头上的“意愿”。

在过去，中国有些学者做了一些关于转基因的调查，比如不同人群是否支持转基因，原因是什么，其中一部分结果可称为公众对转基因的“民意”，这些结果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同时要看到，这些调查结果几乎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人们从直觉上也感觉这样的调查可有可无，价值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与民意相应对的，还有一个词叫“民心”的表述。

民意不等于民心，甚至有时都不能反映民心。共产党在其执政纲领中有较多对于“民心”的表述，偶尔有提到“民意”，也是为“民心”做铺垫，大部分表述只有“民心”，不提“民意”，比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甚至有“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民意和民心有着显著的不同。民意是表面的，不稳定的，波动的，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所以民意可看，但不能尽信。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社区大妈去超市购买食用油，上午售货员告诉她这是转基因大豆油，她不买，但下午这种大豆油做促销，她就赶紧买——这民意是什么？不仅大豆油如此，其它消费也是如此，甚至转变得更快，一个人下馆子，这一秒想着去高档餐馆好好享受，也可能下一秒就想着去沙县小吃随便对付一餐。

其它领域也差不多，因为人的决策受影响的因素太多，即使有足够多的样本量上来排除干扰，“民意”的可靠性仍然很差。

把时间拉长到十多年，放到转基因领域，也不存在什么稳定的民意。虽然一直有“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但这些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技术或研发转基因的科学家，或者说只反对中国的转基因，不反对外国的转基因（许吃不许种），又或者是只反对外国的转基因，不反对中国的转基因（要发展中国的转基因，不吃国外的转基因），这些问题反对者自己都搞不清楚，其反对的理由也变来变去，经常自相矛盾，请问这种“民意”有何可信度？抛开民意操纵不说，谁能保证反对者明天不是另一个“民意”？

相反，“民心”虽然看起来不能定量，但并不难观测。在中国，无人不希望食品更安全，无人不希望农民更富有，农业更有竞争力，科技更强大，科技产品更便宜实惠，环境更友好，科学家更被尊重，这样的“民心”，十年不变，二十年不变，一百年也不太可能会变。民心就是在不同人群中的最大公约数，是总体上符合大家的共同价值观的东西。

当前，有一些人还以“民众反对转基因”为幌子阻碍转基因的研发和产业化（且不说这种“民意”事实上也未有严谨调查支撑），这不是尊重民意，而是以表面的民意做民心向背的事。

中国不实施转基因产业化，从理论上值得一说的是转基因安全性和农业上是否有足够好处。转基因的安全性全球权威科学机构均有共识，各国政府也从未反对过这些声明，可见没有争议；转基因对农业的影响各国确实国情不同，但就中国来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且农业早就面临“天花板”压力，如应用则是巨大的积极影响。

其具体的好处早有研究：转基因棉花的产业化已造福中国的棉农，为农民增收，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如转基因作物种植同样会促进农民增收，降低环境污染，减少碳排放，同时也会让消费者享用更低价优质的食品，转基因玉米、水稻由于用的农药更少，食品安全还更有保障，同时，转基因的产业化也会大大提振中国在生物科技发展上的信心和能力。

如此多的好处，虽然民众现在尚未意识到，但一旦应用，民众就会看到——而现在意识不到，恰恰是因它没有被应用。

如果执政党要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作为考量，就会得到一个显然的结论：转基因产业化是利于社会发展、利于百姓福祉的，转基因产业化是顺应民心的。因此要坚定，虽然转基因牵扯到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但只要是顺应民心的，为什么不去干？如果执政党的判断力和目光和普通百姓一样，那么先进性在哪？

当前，我个人最为担忧的是，转基因这种技术在某些人那里已经被异化。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上来说，“转基因”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出气口”。中国社会像一个板块长短不一的木桶，有些板块很长，但也有人对食品安全抱怨，对社会和政府不信任，或者对未来有不安全感，还有人想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而这些情绪在四处发散，最后发现转基因是块无人加固的“短板”，是个可以供人捏一捏的“软柿子”，压力便从这里泄一泄。

而转基因的短板之所以无人加固，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好像没那么重要，毕竟粮食还在增产，种子还有得用，饭还有得吃。但是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由于搁置转基因产业化，不仅是生物产业被重击，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全社会在“价值理性”上付出了巨大代价，其表现在忽视农民利益、不尊重决策的延续性和一致性、不尊重科学家的智力和成果，以及对科学精神的漠视。而所有这些牺牲，最后都表现为对政府执政合法的削弱。

转基因问题悬而不决的另一重大风险是被强力地操控，成为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寻租工具（虽然只是工具之一）。转基因话题的广泛性和其易被操纵恰如硬币的两面，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崔永元，我们需要清晰认识到，崔永元对转基因话题的介入，其本质是一种权力寻租行为，即以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介影响力，寻求其个人利益交换（最初只是卖产品，后来变为真正的寻租），好在崔永元只是传播技巧精明，其它方面则比较幼稚——但是，谁能保证不出现下一个“崔永元”，而且是更高明更有组织性的“崔永元”？而且不要忘了，即使是1.0版的崔永元，其蛊惑力也足以煽动一场小型的暴乱。

因此，在转基因的产业化问题上，政府一方面要将其视为“地雷”那样排除，另一方面要将其作为顺应民心的施政支点。至于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有个别小团队的利益受损，那不过是历史前进的注脚，是无关大局的一点小插曲，无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