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用途和利润的来源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9

希腊钱币博物馆规模不大，也许是因为展品小，不需要太大的场地。流连其中，会产生一种重回古希腊的冲动，奇妙的感觉来自这些小小的银币。既然拥有欧元可以来欧洲，似乎拥有这些货币就可以去古希腊。无奈空间能易换，时光难倒流。博物馆藏品中，很多钱币是窖藏出土，保存完好，光亮如新。只有旁边摆放的、曾经盛装它们的陶罐显示出岁月的痕迹，像一个忠诚的仆人诉说着历尽千年、劫后余生的经历。而真正的主人却浑然不觉，依然沉浸在受人尊敬的荣耀中，只不过地点从集市搬到了博物馆。

希腊钱币博物馆中窖藏出土的陶罐和银币。

古希腊货币主要用银制造，极少数城邦也用过铜。公元前6世纪雅典附近发现的大银矿，成为雅典城邦的重要财富，制造出的大量银币，为提高商业水平发挥出巨大作用。古希腊银币制作精美，举世闻名。通常是两面都有图案，或神像或动物，尤其打制人像的传统延续至今，为许多历史人物保留了相貌。古希腊很多城邦都打制自己的银币，各具特色，彼此的成色、重量趋同，便于流通。雅典城邦的主币非常有代表性，直径25毫米左右的不规则圆形，重17克左右，单位是4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正面是雅典城邦守护神雅典娜的右侧面像，戴头盔，杏眼圆睁，端庄典雅。背面是一只猫头鹰，身体侧立，转头正视，憨态可掬。猫头鹰左侧有三片橄榄叶和一弯残月，右侧是古希腊文“雅典”。传说猫头鹰是雅典娜的守护鸟，帮助夜间传递消息，也是智慧的象征。残月是纪念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湾海战，当时月亮的位相处于残月状态。猫头鹰在中国俗称“夜猫子”，叫声难听，民间视为不祥之物，没想到在古代雅典居然地位崇高，还被打制在货币上，流传千古。中国的猫头鹰们只能感叹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了。

雅典城邦的银币。

古希腊钱币的形制明显与现代大部分国家的硬币相似，而同时期中国的钱币上没有图像，全是文字，而且形制差异极大。中国在东周形成了分散的货币体系，主要是铜铸币，楚国地区有少量切割黄金作为货币使用的遗存。中国东部少银矿，未能铸造和使用银币，是一个缺憾。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铸钱，有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刀币源于兵器，布币源于农具，圜钱源于纺轮，蚁鼻钱源于海贝，放在一起，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的玩具。这些钱币与古希腊钱币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其中齐国的刀币铸造精良，古朴大器，非常有名。不过由于钱币形状不一，币值不一，给交易造成不便，犯了大忌。后来秦灭六国，统一货币，铸秦半两。中国钱币才定型为圆形方孔钱，直至清末。

中国早期金属货币。从铜贝开始，逐渐分化出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后统一为秦半两。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俗称为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挣钱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一定是为了挣钱”，这些话常被引用。不过在没有货币的年代，都无从谈起，因为世上本没有钱，只不过人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商品交换成为必须，才有了钱。

货币起源于较为复杂的商品交换，准确的时间很难确定。因为早期的一般等价物同时也是商品，即使起到货币的作用，如果缺乏资料，也很难证明。中国关于财富的汉字多含“贝”，甲骨文中就有“贝”字，但是并不能肯定商朝的贝有货币功能，因为作为装饰品的贝价值也很高，可以代表财富。除了天然贝外，还有仿制的骨贝、铜贝、包金贝等。西周时生铜已经是重要的支付手段，因此部分铜贝应该具有货币功能，而且出土数量很多。

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早期有用贵金属支付的记载，但都是计重使用，没有严格意义的货币遗存。世界最早的贵金属货币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材质是一种天然金银合金，俗称“琥珀金”，压上印记，按照统一的标准重量使用。后来吕底亚人又将琥珀金分离提纯成金和银，铸造出高纯度的金币和银币。吕底亚的钱币铸造技术向东西传播，影响到波斯和古希腊。吕底亚也被认为属于古希腊，其实更准确应该是处于东西过渡地区，公元前546年亡于波斯。古印度的货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打制银币，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埃及一个洞穴中的部分白银窖藏，切割痕迹明显，可用于支付，但还不是标准货币。

吕底亚打制的金银币。

货币的功能很多，通常认为有价值尺度（计价）、流通手段、贮藏工具、支付手段。各种功能之间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很难独立显现。其中前两种功能最重要，简单表述就是交易各方都认可货币的价值，能方便完成交易，而后两种功能的商品属性依然很重。早期人类在经过长期实践后，发现谷物、布帛等作为一般等价物会腐烂消亡，不利于交换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而金属有长生不老的特性，于是先后不约而同都选择金属作为主要货币材质，最常见的就是金银铜。

金属是人类继木材、石材后，开发的主要材料，其中金银铜铁重要性靠前。这是四种神奇的金属，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下面是介绍四种金属物理属性的简表：

另外金银铜铁在自然界的存量从少到多，耐氧化性从高到低。因此依据珍稀度和光泽度体现出的单位价值从高到低，一直延续到今天。通常情况下，绝不会见到某人戴一圈锈迹斑斑的铁质项链来炫耀，罪犯也不会带上金质脚镣。

由于有天然金的存在，加上过于耀眼，黄金是人类最早发现的金属之一。黄金硬度低、产量少，在生产中实用性很差，早期除了做装饰品，并无太多其他用途。大自然中缺少天然铁，熔点又高，所以发现最晚。不过铁的硬度高、产量大，适于制造兵器和工具。炼铁在古代属于高技术，很多技术难题一直到现在还在精益求精。银铜居中，银靠近金，铜靠近铁。铜是最早大规模应用的金属，当炼铁技术成熟后，才在生产领域的很大范围内被铁替代。铜后来主要用于制造生活器具和铜币，和银相似。

金银铜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在同一列，化学性质相似，都是制造钱币的好材料。黄金量少，大额支付和贮藏功能显著。银铜量大，可以大量制造钱币，发挥出重要的计价和流通功能。有观点说，圆形方孔钱表明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的理解和认识，此说过于牵强。古今硬币多为圆形，只是为了照顾手感，便于码放和清点，并无深意。古希腊人打制圆形银币，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地球是圆的，尽管也有个别人这么认为。中国铜钱有方孔是因为中国制钱工艺为浇铸，而其他地区多为打制。浇铸铜钱时，边缘流淌铜液不匀，易产生毛刺，不便使用，必须锉边，而中间留一方孔，用方形金属条或竹木条贯穿，固定铜钱，以提高挫边效率，所以才会有“掉进钱眼儿”等中国特有的修辞方式。

上图是古希腊制造钱币示意图。下图是《天工开物》中锉钱图，铜钱和人的比例有些不协调。

货币制造，古希腊主要用银，中国主要用铜，各自货币体系独立时看不出太大差异。区别是古希腊的银币在中国可以作为贵金属流通，而中国的铜币在古希腊很难起到货币作用。这种区别对后世的影响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货币的诞生带出利润的产生，不仅强化了私有制，而且逐步将人类社会的各种物品、利益货币化，甚至包括道德和灵魂。利润就是价差，由收入减去成本（包括税费），看似简单，但是从古至今争议不断。最大的矛盾在于生产本身不产生利润，只有通过商品交换、货币买卖才能产生利润，并且由商人首先获得，再流向其他经济层面。这让很多生产者、思想家、统治者忿忿不平，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商人的经济地位在历史中普遍较高，相反社会、文化地位很低，大部分的贬义词都可以扣在商人头上。文学家对商人口诛笔伐，当权者对商人爱恨交加，经常是欲除之而后快。商人凭借利润拥有财富，功劳很大却不被历史尊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过在早期的商品交换中，因为没有货币的参与，所以利润不明显，商人还处于雏形阶段。

一般认为当人们的收获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对于多余的物品便产生了交换的意愿。事实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还没有多余物品的情况下，人类就应该有交换行为。这是由生产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如果一位天才能够自己生产从土豆到登月飞船之间的所有产品，还能从事文学和音乐创作，满足所有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那么他根本不需要交换。当然这不可能。相对于生产而言，人类的需求实在是难以捉摸，几乎是无限的，广义上根本无法量化。这与经济学中可量化的需求不同，所以这对矛盾还可以表述为生产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

人类最早的物品交换发生在原始部落之间，是商品交换的前奏。比如农耕部落和渔猎部落，粮食换野味，目的是猎奇、调剂口味、荤素搭配，缺少商业追求。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判定等重的黄金和粮食进行交换，到底谁赔谁赚。与现在儿童间的物品交换类似，有些在今天看来非常离谱的商品交换都曾经很正常。后世闹饥荒或打恶仗的年份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不过要将其视为特例。

随着社会分工，游牧业和手工业出现，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尤其是手工业者必须进行商品交换，否则会饿死。但是由于生产力还很低下，交换量占生产量的比重很低，手工业也只处于萌芽状态。通过贸易往来完成的商品交换，缓解了生产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将资源和产品在人类生活中重新分配，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进步。

进入早期文明后，生产力提高，区域内部的交换变得更加频繁，甚至还出现国家级别的商品交换，例如在两河文明内部、两河与古埃及之间。但是这两个地区的产品结构比较相似，除了土特产和部分手工业商品外，不能提供更多的差异化商品。这一时期基本为易货贸易，总量小、品种少，所以不需要、也就没能产生广泛流通的货币。

在货币被贸易活动逐渐采纳之后，利润便无中生有，站在了聚光灯下，成为商业活动的主角。“无利不起早”，“苍蝇也是肉”，对利润的追求成为商人的遗传基因，并转换为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起初能量很小，但是当古希腊人加入后，平淡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人类再也不能回避利润的光辉和阴影了。

古希腊人以贸易立国，商品大量出口，橄榄油、葡萄酒、陶器都是支柱产业。现代人也会用到这三种商品，但在消费支出中比例很小，甚至很多人对此都没有需求。不过当时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高附加值商品，享誉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人对这些商品梦寐以求，尤其是统治阶层和富裕阶层。通过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商人积累了大量物资和财富，社会地位很高。商人们遵守契约，利用市场规律，分工合作，分配利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强项，能做到以销定产。所获利润，除了流向军事、政治、艺术领域外，也向生产技术环节输血，大搞研发。比如陶器，原料不过是黏土，而经过加工，化腐朽为神奇，卖出了黄金价。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细化、交通的改善和大诸侯国政权的相对稳定，逐渐出现较为频繁的商贸往来，形成过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是最好的例证。许多诸侯国的都城都是商业中心，人口密集，还形成了商人阶层。只是因为缺乏数据，否则可以排出中国最早的富豪榜。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化名朱公，辞官下海经商致富、携美女西施归隐太湖的故事千古流传，比陶渊明式的淡泊清高更令普通民众向往。不过商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贵族的附庸。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看，当时交易的商品以地域特产为主，缺少大规模生产的高附加值商品。商人和商品的差异不仅折射出中国早期商业和古希腊的不同，也反映出社会的不同。

如果通过商业活动进行的分配能完全解决生产和需求的矛盾，历史的进程将变得非常简单，但结果并非如此。货币和利润的出现导致社会财富增加，反而加剧了不公平现象的泛滥。对此，人们还得长期依赖另一种更古老的分配方式——它更有文化内涵，人类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津津乐道，史书记述着墨最多，想到未来又担惊受怕。它不像商业有买有卖，和气生财，而是有攻有守，暴力获益——这就是军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