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正义的古希腊内战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11

雅典市中心有一处海拔150米左右的山丘，高于四周平地70～80米。山丘及其上面的一组建筑，统称卫城，是不能错过的景点。因为名气太大，导致我上山时几乎怀着一种朝拜的心情。来到山顶，游人如织，外加骄阳似火，反而令我恢复了平静。卫城古时是包括宗教、军事、行政等功能的要地，现在是抒情怀古的好地方。站在山顶，环视雅典，可以远眺比雷埃夫斯港和大海，虽不能“登泰山而小天下”，也与“登东山而小鲁”差不多。

建筑群中帕台农神庙规模最大，不仅是卫城的标志，甚至是希腊的标志。该神庙在古希腊遗址中是保存较好的。顶部虽多处已经坍塌，但是留有很多石梁，所以整体依然健在。

历尽沧桑的帕台农神庙。

帕台农是雅典娜的别名。传说海神波塞冬和雅典娜争夺这座城市时，宙斯决定，谁能给当地人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市就归谁。波塞冬送了一匹战马，被认为是战争的象征；雅典娜送了一株油橄榄树，被认为是和平的象征。人们爱好和平，结果城市归雅典娜，同时她成为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城市的名称就来自雅典娜。

雅典人为庆祝在公元前449年结束的希波战争，于前447年开始建造帕台农神庙，前432年才彻底完工，极尽奢华，代表了古希腊建筑的最高成就。建筑师伊克梯诺和雕像制造者菲迪亚斯都因此而名垂青史。除了帕台农神庙，很多其他建筑也在同期拔地而起。它们共同组成的卫城建筑群，向希腊诸城邦展现了雅典的荣耀与权威。当时的雅典，傲视群雄，如日中天。著名诗人品达罗斯（约公元前518～前438）的残篇中曾这样赞颂：“敞亮的都市，冠以紫罗兰之冠，受诗人之钟爱，汝为希腊之保障，雅典啊，你的声名万世流芳！”帕台农神庙成为雅典的象征，其中雅典娜神像的光辉照亮了整个古希腊，犹如后世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尽享殊荣。

帕台农神庙内用黄金和象牙装饰的木质雅典娜神像示意图。

神庙一直受到雅典人的精心呵护。无奈江山改姓，神仙要换，基督教来到后，木质雅典娜神像被移走。5世纪中叶，神庙改做基督教教堂；1458年奥斯曼人占领希腊，又改做清真寺。主人换来换去，神庙的局部也必须改来改去，由于拥有使用价值，所以一直得到修缮。灭顶之灾发生在1687年，威尼斯与奥斯曼作战，炮火击中神庙内的一个火药库，炸毁范围较大，失去了修复的意义，始被废弃。19世纪初英国人额尔金将神庙遗留的大部分雕像搬走，运至英国，现存大英博物馆。希腊独立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修复神庙，断断续续，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工。

帕台农神庙的前世今生非常清晰，诞生于雅典的全盛时期，成为雅典民主制度的丰碑。此后多舛的命运和希腊同步，作为正义的化身为古希腊文明添加了浓重的悲情色彩。只可惜这些不是历史的全部，帕台农神庙不能免俗，也有阴暗面。因为给神仙盖房子是要花钱的，工程越大，耗费越多，更何况当时雅典城邦工程项目众多。夺取霸权后的雅典放弃和平、极度膨胀、奢靡腐化、四面树敌，结果联盟内外民怨沸腾。神庙建成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手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帕台农神庙的建设周期几乎就是两场战争的间歇期。为纪念一场战争的结束，却导致了另一场战争的开始，这不是历史在开玩笑。从此雅典一路走衰，神仙难救，与波斯帝国的命运别无二致。若按照中国民间堪舆家的说法，估计是帕台农神庙破坏了雅典的风水。

斯巴达并不实行人们欣赏的民主制度，而是贵族寡头统治，这在历史中很常见。成为今人眼中希腊城邦的异类，是因为斯巴达几乎全民皆兵，依靠军事立国。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由奴隶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极不发达。斯巴达人生活俭朴，对军事以外的事情几乎无欲无求，漠视艺术、建筑、文学、哲学等。它的盟邦很多，其中也有实行民主制的，或因利益关系紧密，或因地理位置接近被迫，或因不愿受雅典同盟压迫，而与斯巴达结盟，可见政治制度的异同并非它们结盟的主因。斯巴达热衷军事和外交，帮助盟邦打仗，同时也收保护费，以维持其军事力量。

斯巴达人军事训练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还被津津乐道。不过现在流行的时尚是学习雅典，已经少有国家公开宣传要向斯巴达学习各种不人道的做法，这与一百多年前有些不同。当时受压迫的国家要理解雅典的民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理解斯巴达的军事强大却非常容易，所以斯巴达精神备受弱国弱民的推崇。在中国就曾经流行过斯巴达式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留给国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他改造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是在早期，为了救国，他却鼓吹暗杀清政府政要，希望以此唤醒民众，并且身体力行，制毒药、造炸弹。他留学德国后，效法斯巴达，力主军国民教育。另一位奇人“变色龙”杨度（1874～1931）曾公开宣扬学习斯巴达。为应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杨度作《湖南少年歌》，诗中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是湖南人，他的后辈同乡毛泽东估计也读过这首诗。蔡元培和杨度对斯巴达的了解均来自在德国和日本学习期间，而后人对于斯巴达的了解主要得自古希腊留下的一些记载，其中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受人关注。

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城邦的力量空前壮大，奴隶制经济、自由贸易、军事霸权、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臻于极致。公元前478年提洛同盟的成立使雅典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希腊城邦逐渐形成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派，也有不结盟保持中立的城邦。在没有共同外敌威胁的情况下，两个同盟对利益的争夺一触即发。较大规模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431年爆发，打打停停，经过苦战，于公元前404年结束，雅典同盟战败。

关键战役于前415～前413年间发生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雅典大军横渡爱奥尼亚海西征，希望切断西西里岛对斯巴达的海上物资支持，但是犯了与波斯人当年相同的错误——劳师远征，后勤不足。叙拉古在盟友的帮助下，取得大胜，雅典海陆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场在军事上并非决定性的战役，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雅典为补充战船和兵源，不仅曾经被迫铸造镀银的铜币以应对财政危机，还对同盟城邦横征暴敛，慢慢导致众叛亲离。而斯巴达则打出自由、自主的旗号，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雅典代表压迫，斯巴达代表解放，人心向背决定了战争结果。雅典被迫结城下之盟，服从斯巴达的领导。

对于希腊诸城邦而言，这是一场惨烈的内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战争中斯巴达为了获取军事优势，还向波斯出卖小亚细亚的利益。战后斯巴达又反悔，与波斯零星交战。最重要的是斯巴达也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前371年被底比斯城邦击败后，影响力大减。此后古希腊各城邦分歧更加严重，内耗不断，整体经济、军事实力持续下滑，为灭亡埋下伏笔。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并非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不同而引发对立，相反是因为二者对利益无限追求的相同才导致冲突。因为一般采取与希波战争不同的标准，所以道德层面难以给出评判，也不会有人得出“民主制度必败”的结论。事实上，波斯、雅典、斯巴达到底有多大区别呢？帕台农神庙及卫城与那些歌功颂德、劳民伤财的建筑又有多大区别呢？

雅典卫城建筑群复原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