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出同门的国王腓力和谋臣商鞅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19

2008年4月初，北约峰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南斯拉夫解体后独立的马其顿加入北约的申请被暂时搁置，反对者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希腊。与之有些类似，中国曾于1999年2月罕有地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一项关于在马其顿部署维和部队的提案。原因是马其顿在当年初与台湾建交，搞两个中国。后来于2001年马其顿又与中国复交，2008年10月两国庆祝建交15周年的活动上一团和气，不愉快的事情不再提起。马其顿和中国的故事只是外交上的小插曲，但它与希腊的外交风波却是马其顿建国以来的一个大问题，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国家名称。

现在希腊北部有西马其顿、中马其顿、色雷斯-东马其顿三个省，均居住有马其顿族。希腊认为马其顿的国名容易混淆概念，引发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希望国名要用前缀，加以限定。马其顿认为其领土范围已在宪法中做出明确规定，绝无扩张野心，坚决不同意更改国名。这样的争论只有该地区的人才能理解，就像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大陆和台湾对于台湾代表队的名称，曾经在“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间展开争论，就连当时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弄不明白。

希腊对于马其顿国名的反对不能说是害怕，只是觉得会有麻烦，另外可能有点不吉利。因为古希腊的衰败与灭亡源于二千多年前的马其顿王国，那是希腊人心中永远的痛。

马其顿的传统地区就是现在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北部的几个马其顿省，当年与古希腊相比发展落后，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受制于波斯和古希腊。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前382～前336）登基，东征西讨，统一了马其顿，在希腊诸城邦的北方建立了一个波斯帝国式的王国。随后，马其顿势力南下，公元前338年击败古希腊联军，逐步将希腊城邦置于其控制之下，并于公元前337年建立科林斯同盟。除斯巴达等少数城邦外，大部分城邦都违心地公认马其顿为霸主，听从腓力的调遣。腓力正准备率军东征波斯时，死于一次意外的刺杀。其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

亚历山大的事迹不必多言，一代英才，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开创希腊化时代。他曾经师从亚里士多德，20岁登基，吞并古希腊、占埃及、灭波斯、远征中亚和印度，因受阻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未能进入中国新疆地区。他穷兵黩武，杀人无数，公元前323年病逝于巴比伦。

相比于古希腊的兴衰和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较少被提及。他完成了强大的波斯帝国都未完成的目标，让古希腊城邦俯首帖耳、任其驱使。能做到这一切，并非古希腊实力大幅下降，而是马其顿以更强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横空出世，让对手无计可施。

腓力二世不知是受高人指点，还是悟性非凡，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有组织的开发木材、银矿等国家资源，强制居民生产从畜牧业转为农业，通过灌溉、开垦提高粮食产量，鼓励生育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士兵，重视提高武器装备质量，创建重兵长枪方阵等。其主要目的简单概括就是种粮和蓄兵。经过改革，马其顿兵精粮足，开始找古希腊的麻烦。在军事对抗中，古希腊人的海上优势无法发挥，而当马其顿方阵士兵手持5米的长枪出现在古希腊步兵面前时，宛如泰山压顶，胜负立判。腓力慎用武力，主要利用军事高压和外交手段拉拢希腊城邦，不战而屈人之兵地取得了控制权，为亚历山大时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军事基础。而在腓力二世改革的同期，中国战国时的秦国也在进行一场改革，史称“商鞅变法”。

马其顿的萨里沙长枪步兵方阵。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梦想借助变法图强，一统天下。秦国地处偏远，文化并不繁荣，几乎没有本土的思想家。其他各国一些不得志的人来到秦国变身政治家，施展抱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采纳了卫国人商鞅（约前395～前338）的变法主张。重要的几点有重农抑商、兴修水利、奖励耕战等，目标是富国强兵，打击贵族势力，推进中央集权。商鞅跟腓力的种种做法几乎完全一致，仿佛同一位老师用两种语言在东西方各教了一名学生。二人都看重生产力和战斗力，也喜欢丝帛、漆器或橄榄油、葡萄酒。可惜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不是商品，而是战果，不必温文尔雅地讨价还价。虽然商鞅在贵族势力的反扑中受车裂之刑而亡，但他的主张却得到长期执行。再辅以张仪的连横破合纵、范雎的远交近攻，秦国最终以军事强势傲视群雄。当战斗力对于强者展现出生产力的时候，也就宣告了弱者的末日。锐利的戈戟铍剑、迅捷的驷马战车、远程攻敌的弩机、坚固耐用的甲胄，构筑了秦军的武器优势。士兵们可能唱诵着《秦风·无衣》这首当年抗击西戎的诗篇，列成军阵开始东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自认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称“始皇帝”。齐、楚等国的灵气和才华灰飞烟灭，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纪元。

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全景展示了秦军的实力。

腓力和商鞅的改革得以成功，首先得利于地理优势。两国都远离当时的利益中心，并且易守难攻，为长期改革提供了安全保障。其次两国都是穷苦出身，历史包袱轻，没有患上学派纷杂的富贵病，改革能避开争论，进行得比较顺利和彻底。

若在中国，腓力会和商鞅一样，归于效率至上的法家。中国儒法之争、之辩不绝于史。尽管后世统治者治国的核心皆行秦政，不过后来总要加一件儒家的道德外套保暖，否则也会生病伤身。儒家的主张因其既强调忠君，又不忽视平等，在罢黜百家后能够脱颖而出；又因理想成分太重，缺乏理性逻辑，存在很多悖论，难以成为现实。法家、儒家就像中国社会的左右手，有时合作，有时互博，以求达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欧洲历史也有类似的两条路线，在实践上后代多学马其顿，同时把道德重任交给基督教。而古希腊则暂时成为历史的弃儿，不再受到眷顾。但仅从腓力和商鞅改革成效的持久性来看，东西方有着重大差别。

亚历山大去世后，帝国很快解体，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马其顿、塞琉古、托勒密三个相对稳定的大王朝，最终或被罗马帝国统一，或被当地王朝取代。这段时期称为“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近乎一种癫狂的状态，之后因为其面积实在太大，管理成本太高，无法对帝国进行有效管理。即使亚历山大不英年早逝，解体也不可避免，最多不过晚些时候而已。

亚历山大东征影响巨大，建设了很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在古希腊衰落期间，埃及、西亚迅速崛起，亚历山大港、帕加马、安条克等城市开始繁荣。尤其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取代雅典跃升为地中海新的学术艺术中心，保存并传递古希腊的香火。此后一段时期，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商业往来都加速推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完备的商贸规则、强大的军事技战术纷纷东传，同时东方的很多成果也被传至西方。远端的中国亦受到波及，例如古希腊雕塑经过波斯安息、印度犍陀罗等地，辗转抵达中国，最后演变成佛造像。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港的法罗斯岛灯塔。

但是热闹过后，希腊化的光辉也慢慢消散，本土化的浪潮绝地反扑。塞琉古与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和很多贵族都是马其顿人，他们反而被当地文化同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托勒密王朝的法老（这个称谓就已经埃及化了），从托勒密二世起居然继承了埃及王室兄妹通婚的传统，其目的是保持血统的纯正。这种结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不妨先看一下三大王朝的简表。

从地域上看，不难发现三个王朝基本是早期三大古文明区域的划分。亚历山大的统一伟业瞬间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似乎不能将其视为倒退，而更像是回归。所以仅从领土上看，亚历山大的功绩都已作古。其中面积最大的塞琉古王朝更是继续分解为巴克特里亚王朝（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和帕提亚王朝（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退回到波斯帝国之前。

与亚历山大帝国回到起点不同，中国展现出别样的景致。秦灭六国，实现统一。秦始皇（前259～前210）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修通陆路交通，北筑长城防范匈奴，南修灵渠兵达桂粤，清除各国残余贵族势力，设立郡县由朝廷直接派驻官员管理。都城咸阳在秦国版图中偏于西北，坐拥关中平原的雄威，秦始皇的号令直达帝国的每个角落。尽管还没完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至少已经做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套用希腊化时代的说法，此时的中国是一个秦国化时代。别看秦朝短寿，但是秦朝的精髓已经渗入中国大地，仿佛埋在地下的兵马俑军阵，不为人知却散发着力量，以后历朝历代都得接这股地气。

秦制1.5斤铜权，铸有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全文共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秦始皇和秦二世均施暴政，罄竹难书。百姓苦不堪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引燃大泽烈火；六国遗民纷纷举兵，各怀复国春梦。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公元前207年刘邦兵入咸阳，秦亡。此后四年，楚汉战争，最终项羽败亡垓下，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

秦朝灭亡，没有出现重新七分天下的局面，而是经过短短几年，再次迅速统一，回归中国历史前进的正轨，迎来了更为稳固的汉帝国。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欧洲人则颇感新奇。腓力和商鞅“师出同门”，初期效果相同。可是商鞅的成果维持二千余年，腓力的成果维持不足二十年。从相同到不同，难道是东西方的人力差别和兴趣选择吗？难道某些政治家的强权执行力，或某些思想家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制造和掌控这些相同和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