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古希腊不堪一击

丁舟 2019-11-2211:39:34 评论 2,811 views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20

去希腊旅游,在感受辉煌的同时,也经常陷入一种矛盾。那么多具有现代气息的内容,本应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却被无情地淘汰,并长期被漠视,甚至无视,怎能不令人遗憾。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古希腊民主制度的消亡。

民主可以有各种层面的解读,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不过民主绝非从天而降或与生俱来。商品经济要遵从自由、平等、公正等交易原则,相应的原则延伸到政治体制中,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础。这是正常的顺序,不能相反。商品经济是民主制度诞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商品经济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很难保证完美,其种种弊端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会体现在民主制度之中。

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缺陷常被人提及,不能做到全民民主是最大的硬伤。以雅典为例,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包括妇女和儿童约有9万人,而男女奴隶约有36万人,还有其他身份如外邦人等等加起来约有4万人。全权公民仅指自由民中的成年男子,总数在3~4万人。所以如要享受民主,必须仰赖命运的安排。先要投胎于公民家庭,性别也不能搞错。而以当时的经济基础,民主的范围无法扩大。如果扩大,等于雅典城邦自毁前程。

另外就是民主暴政,典型的例子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之死。苏格拉底以煽动青年、污辱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被处以死刑。后世的争议在于审判过程符合程序正义原则,但是伟大的灵魂工程师却被处死了,由此产生了悖论。这起事件已经被无数学者用解剖刀似的分析来回梳理过千百遍,没有答案的故事最迷人,只是翻新的难度越来越大。

脆弱的古希腊不堪一击

《苏格拉底之死》,大卫,18世纪末。

还有民主制度最终没能制止道德上坏人的产生,后来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造成派系倾轧。陶片放逐法逐渐沦落为一派排挤另一派的武器,民主精神消散,效率越来越低。等到要用真刀真枪来决定城邦命运时,破碎的陶片不能再被废物利用,而是彻底成为废物。

古希腊后来臣服于马其顿,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君主制必定战胜民主制,就像因为希波战争,可以得出民主制必定战胜君主制一样?其实两个结论都似儿戏,是自说自话。有人说马其顿后来被同化,因此不能说是古希腊的失败。事实上,在希波战争中最被人称道的民主制度,甚至被认为是取胜的主要原因,却被马其顿以及后来的政权踩在脚下,弃之不用,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谓的希腊化,是剔除民主的希腊化。民主这件利器怎么时而有效、时而失效呢?

古希腊的失败及民主的消失过程非常简单。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意外去世,希腊城邦认为获得了反抗的机会。公元前335年古希腊城邦之一的底比斯谣传亚历山大去世,起兵欲摆脱马其顿的统治,其他城邦纷纷响应声援。亚历山大闻讯后,挥师南下。底比斯人具有反抗精神,拒绝投降。亚历山大强行攻入,将全城夷为平地,杀死6000多人,幸存者全部被卖为奴隶。这个20岁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比波斯人还狠辣。其他希腊城邦吓得肝胆俱碎,斗志全无。结果各城邦再次俯首称臣,开创视生命高于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的先例。亚历山大也立刻停手,既往不咎,宽以待人,留下些驻军后撤兵返回,从此成为全希腊的领袖。亚历山大的手段好像不是亚里士多德所传授,后来的路数跟圣人王政也没有关系,而是典型的强权行为。

希腊城邦的失败表明以前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其战斗力不如马其顿。希腊城邦发展海军保护海上商路和港口安全,获益最大,相比之下更擅长海战,缺乏大规模陆战经验。斯巴达等城邦的陆军看似强悍,不过在更大范围内比较,只能算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反观马其顿,农民出身,种粮蓄兵已积攒多年,步兵方阵更是无敌,取胜在情理之中。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种粮的人在陆战中击败了榨橄榄油、酿葡萄酒的人。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打赢就通吃。对此加以引申,从农业生产对军事力量的影响来看,就是粮食作物战胜经济作物。这种现象在农业社会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游牧击败农耕也是家常便饭。

脆弱的古希腊不堪一击

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时代的银币。正面为亚历山大像,改变了以前图案以神像为主的传统。

希腊城邦的臣服并没有立刻完全毁灭其辉煌。在希腊化时代,诸多事业都在延续,并取得进步,甚至连局部小孩子过家家式的民主都还能维持,只是在军事政治上无法保持强势而已。由此回想,如果希波战争的胜负结局倒转,估计也是波斯帝国很快解体、占领古希腊的波斯人被希腊化。历史肯定会被改写,但是最多也就改写百年,之后的故事还是老套路,因为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变换出新花样。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不会出现伯利克里时代的辉煌,但也许会出现另一种辉煌。那么君主制与民主制到底谁更有优势呢?

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是权力设置的不同方式,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孰优孰劣的争论,因为只有君主制。印度、波斯与中国的情况相似。从古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的进程中,民主制最先被淘汰,随后是寡头制,最终被保留的是君主制。几大早期文明区域在权力设置上最后同归一路,显示出农业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

人类虽然是社会性动物,但在最早期无所谓管理权。后来部落氏族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多,问题相应增加。对于人民内部问题,不宜用武力解决,对话沟通是主要方式。由于立场不同,道理往往说不通,因此需要一位大家都信服的人来做裁决,于是出现了智慧型首领(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力量型首领)。后来又发现,多听首领的话,不仅能解决问题,还可以提高生产、促进和谐,于是大家决定,首领专职管理,不用从事生产,他的生活所需由大家供给,甚至可以高于平均值,这就是管理费用。再后来就是出现私有制,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管理费从实物逐渐演变为税收和货币。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有的腐败变质,在人们自愿缴费的基础上又添加被迫缴费。首领演变为领袖和领导集团,管理的范围更加广阔,几乎无所不包。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高有低,人民群众有赞有怨。管理费则一直缴纳到现在。另外,抗击入侵不能一盘散沙,所以集体安全问题也是促使领导出现的重要原因。如果实力强大,领导集团带领普通民众又成为可以对外实施暴力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实体就是国家的雏形。

国家是能够实现群体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高效组织,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必然产物。通过掌握国家的管理权,部分人可以获得超额利益,因此对管理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管理权可简化为权力。由此引发出一个大问题:权力的设置与制约。就是常说的政体、政治制度,可简称为政治。不同地区因自然条件差异、发展程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

权力出现的本意是为了保证效率和公平,但是节外生枝,由于权力不能彻底解决社会差异,再加上权力滥用,在某些方面造成效率低下和更大的不公平。于是在权力及私有制形成的过程中,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行为规范,就是道德,善恶由此登台。道德一般具有约束性,不带强制性,于是又产生法律。

道德和法律系出同源,内容有交叉,也有差异,自成体系。在大方向上法律和道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操作上也有不合拍的部分。法律是权力的外延内容,带有约束性、强制性,经常与普通民众的利益相悖。由于法律和道德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所以对于新生事物都有滞后性,也是引发社会冲突矛盾的起因之一。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律资料,记录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前两河文明的泥板上,之后该地区的《乌尔纳木法典》《汉莫拉比法典》都是人类早期的立法尝试。至古希腊时代,法律已经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保障了。

脆弱的古希腊不堪一击

汉莫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纪。玄武岩,高2.25米,直径1.90米。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就是经过以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演变之后,在生产、技术、商业、军事、政治、宗教、法律、道德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某些城邦发展到某个阶段出现的一种权力设置方式。但是从地域资源和人口数量方面观察,这种民主制度极为娇嫩和脆弱,存在诸多弊病,也充满了各种恶,始终处于弱稳定和弱平衡状态,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遭受重创。社会发展的很多变化都会让其面临灭顶之灾,导致经济军事衰落,最终一切化为乌有。马其顿兴起之前,古希腊其实已经病入膏肓,很多制度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既不能保证城邦内部正常运转,继续提高生产,又不能制止城邦间无休止的战争,维持安全环境。所以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只要不合时宜,就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其中的优秀部分必须遇到合适的土壤,才能重新生根发芽。

美人迟暮,英雄末路。与古埃及、波斯帝国灭亡相同,古希腊整体逐渐消失也是历史的进步。毕竟爱琴海太小了,当人们的生存空间扩大至整个地中海时,因自然条件变化,社会内容必然随之改变。如果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这种貌似退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战略性退化,其实也是进化的一部分。它不是简单的个人作为,而是复杂的整体行动,就像统一后的分裂一样,都是在为后来的进化做必要的铺垫。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的进程有时不会顺应当时所谓多数人的选择,更不会顾及后人的情感好恶,而是经常接纳适时的暗淡,同时抛弃过气的辉煌。

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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