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8
几乎与伊斯兰世界崛起同步,中国迎来唐朝(618~907)。
唐朝是一个让中国人颇感自豪的朝代,尤其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百余年,堪称中国历史中最璀璨的明珠。当时的人们感觉良好,后世的人们也感觉良好,这颇为难得。一个王朝或国家的某个时期能够做到强大和繁荣,已经很不容易,要是还能达到美的境界,则近乎极致。尽管世界对此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是一般公认盛唐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盛唐之强、之荣、之美,并不是单一因素能够成就的。衰兴更替、大乱后大治是历史的基本规律,而唐朝是集大成者。
隋炀帝杨广(569~618)在位期间,功过是非集于一身。他做过一件弊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开凿南北大运河,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形成以洛阳为中心、以杭州和北京为起终点的运河体系。隋朝大运河呈“<”型,折点在今天河南郑州附近。元朝时因黄河中游衰落,于是在山东境内开凿运河,裁弯取直,形成了现在常说的京杭大运河。
隋朝和元朝的大运河简图。
隋炀帝好大喜功,几次兴师动众远征高丽均失败,结果把刚刚获得短暂稳定的国家带向动荡。就连开凿运河的好事,也因急于求成,变成苛政。民怨之下,隋炀帝不知悔改,反而学习秦二世,变本加厉实施暴政,最终导致隋末战乱。地方官员李渊乱中取胜,建立唐朝,统一中国。
秦筑长城,汉朝得利;隋通运河,唐朝没背骂名坐享其成,捡了一个更大的大便宜。不仅如此,隋末战乱,还造成人口数量大减。据统计,唐朝初年全国人口大约2500万,具有可比性的西汉初年大约是1500~1800万。唐初比汉初人口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生产技术和生存空间不可同日而语。联想到西亚的新月沃地,因为有三条河流就能在古文明的发展中占得先机。青藏高原是储存势能的超级电站,多条大河奔流向东。唐初的中国,人口散布于各条河流,每一条被开发的河流都是一座大粮仓,相当于多台农业文明的发动机同时运转。还有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帮助串联,进行各种调剂,所以生产效率实现了大跃进。唐朝前期,远离此前几百年的动荡,人口增长极快,兵源也得到保障。唐朝重要的军事变革是学习突厥,将南北朝形成的重装骑兵改为轻骑兵,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仓足廪实,兵强马壮。人以胖为美,丰满而不臃肿,也是对饥饿的潇洒告别。唐朝不强,有违常理,也对不起前辈的铺垫和牺牲。
石雕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是李世民的坐骑,左立者是唐将丘行恭。
《簪花仕女图》,周昉,唐。
一个国家或王朝强大后是否繁荣,更多取决于行政的效率和公平,能否做到全民受惠。唐朝前期有一段中国历史中少见的现象,玄武门之变、武周改国、韦氏乱政都是大事,而且造成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位有作为的皇帝都有篡位之嫌。这些事置于其他朝代,全国上下至少要折腾多年,元气大伤。但是宫闱和中央几度刀光血影,国家却稳如泰山,破坏力似乎难出长安、洛阳两都及中间的潼关一线,社会整体未受太多影响。连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武则天僭越专权、废唐称帝,也只引发了几处零星反抗,并且很快烟消云散。皇帝们并不天然具有保持国家稳定的超级能力,这就要感谢之前几百年的大动荡,尤其是隋末战乱了。由于严重打击甚至连根拔除了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形成的很多贵族豪门和地方强权,所以在唐朝前期,没有产生能抗衡中央的地方势力,可是国家疆域如此之大,缺少贵族相帮,如何有效管理呢?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画像。
自汉朝开始,官员任用多采取察举制,由地方长官考察推荐人才,本意很好,初期效果也不错。但是随着裙带之风蔓延,推荐的人多来自贵族豪门,对中央集权形成威胁,也是经常造成乱局的制度原因之一。唐朝改进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分科取士,天下学子皆有机会。任用官员人尽其才,清除了察举制的一些弊端;而且很多官员因为来自民间,了解下情,缺少权贵依靠,要凭本事尽职,党派观念相对淡薄,腐败链条还不完整。总之,复杂深奥的负面官场文化尚处于一个新时期的草创阶段。另外,农业、商业、军事、财政上的各项政策随机应变,都在合适的阶段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安全保障、高效的行政管理,社会繁荣自然到来。
盛唐的开放和包容是自信的表现,蕴含着对某些平等观念的认同。虽然也存在皇家、官员与普通百姓间严格的等级差异,但是等级歧视并不突出。不限于此,由于初唐时期国家相对地广人稀,异域外邦人员大量涌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各种民族、语言、宗教、艺术、习俗、职业、思想都拥有相等或相近的社会地位,并在非暴力的环境下交流融合,甚至女性的地位与其他朝代相比都非同一般。如此一来,创造辉煌盛世如探囊取物。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大唐之美光照千秋。盛唐,是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多少壮丽恢宏的诗篇至今依然可以随口吟诵。于是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盛唐只产生政治家、文学家,没有重量级的思想家。因为那时,没有机会和条件让人痛心疾首地悲国忧民,或者思考启蒙和救亡等大问题。
唐朝的成就还有重要的外部因素,和伊斯兰世界的兴起息息相关。前期阿拉伯势力东扩,迫使西亚、中亚很多人进入西域和唐朝腹地。后期阿拉伯帝国和唐王朝的稳定,又确保丝绸之路畅通,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所以出现了共同繁荣的局面。但是两大强国的疆域在葱岭一带相接,必然引发冲突。
葱岭为古地名,泛指今天的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地区,是中国和中亚间的天然屏障。地理上通常以伊朗高原和兴都库什山为界,向南向西至地中海为西亚,向北向东至帕米尔高原为中亚。唐初为清除西北的突厥势力,军事行动一路向西,当时的主要对手是突厥残部和从青藏高原冲出的吐蕃。唐朝实力超强,几经反复,向中亚持续扩张。后唐军在葱岭地区取得胜利,击败吐蕃,控制突厥残部,进而控制中亚商路,由此将唐朝引向了具有国际背景的开元盛世。
唐朝停下脚步的时候,阿拉伯帝国正在疯狂扩张。在历史上,中亚的战争路线多是由东向西挺进。阿拉伯帝国能重现亚历山大的伟业,由西向东进军,实力非同一般,而且也不需要张骞式的人物做铺垫。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继续东进,终于和唐朝直接相遇。
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等机构,并册封地方权贵,设立了众多羁縻府州。尽管与中原地区的直接统治不同,但当时唐朝对中亚地区已有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将高仙芝统兵期间,几场战役下来,声震西域,势力范围覆盖至葱岭以西地区。此时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到达阿姆河、锡尔河一带。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在葱岭以西、塔拉斯河中游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两国军队为争夺中亚的控制权,带领各自的藩属国展开大战,史称“怛罗斯之战”。简单过程是双方都想占领怛罗斯城,阿拉伯先头部队先到先得,唐军长途奔袭围城进攻,阿拉伯援军几天后赶到。唐军腹背受敌,藩属国葛逻禄军队又临阵倒戈,唐军溃败,残部退回,葱岭以西从此失守。
怛罗斯之战的具体兵力双方记录有差异,算得上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战役。但胜负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军事、商业意义,更不是什么改变历史走向的转折之战。它只是一场偶发的遭遇战,双方点到即止。对于唐朝来说,战败退守即可,因为该地区的综合利益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消耗并不匹配,所以即使获胜,也不会穷追猛打,也无法阻挡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此相似,阿拉伯军队获胜后并没有越过葱岭,而是停止了东进的步伐。因为劳军袭远已是强弩之末,阿拉伯帝国再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得不偿失,所以即使战败也会收手,回去专心经营自己的核心区,同样也无法阻挡帝国辉煌后的分裂。
但是怛罗斯之战对于中国而言有一层特别的历史意义。安史之乱是唐朝兴衰的转折点,此后中央集权被削弱,陆续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军阀混战、农民起义,百余年后唐朝灭亡,又经五代十国,至北宋才勉强结束乱局。安史之乱在全球历史的视野里,也是中国农业社会兴衰的转折点。形成转折的关键因素是疆域扩张出现停滞,生存空间和资源获取只能转而向内进行深度开发。汉文化的地理区域逐渐固化,无法冲破,慢慢只能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而怛罗斯之战作为安史之乱的前兆,验证了汉文化坐拥东亚,凭借军事力量向西所能达到的极限。
怛罗斯之战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强势扩张时的一次碰撞,厘定了两大文化区的地理界限。从此,葱岭以西逐渐为伊斯兰文化控制范围,汉文化难以逾越和施加影响;葱岭以东的中国新疆、甘肃、宁夏地区为两大文化交汇处,伊斯兰文化以此为界,也难以大规模继续向东,但在该地区影响极大,并且逐渐取代佛教,与汉文化呈现胶着、混合状态。正因如此,该地区在不同时期,一直考验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当权者的执政能力。
伊斯兰世界的兴起不仅与汉文化勘定出界限,同期还与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也做了同样的工作。阿拉伯军队712年跨过印度河,占领印度信德地区后与当年的亚历山大一样,因酷热潮湿和地形复杂没再继续前进;两次攻击君士坦丁堡未果,止于安纳托利亚高原;732年被法兰克人在普瓦捷击败,撤退至比利牛斯山以南;因高加索山脉以北过于寒冷,没能继续北上。以上的军事行动与怛罗斯之战一样,都很普通,但结果背后却显示出历史的大格局。
欧亚大陆及北非在经历几千年文明史之后,除了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区,于8世纪左右被四个主要文化区瓜分。虽然瓜分是无意识进行的,却非常重要。后来尽管经历各种风云变幻,但四大文化区的大致范围至今岿然不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除了山脉、平原、河流、草原、沙漠、海洋,这些对于人类而言亘古难变的地理因素,恐怕难以找出别的答案,因为地理分界线就是文化分界线。
欧亚大陆共属同一板块。从欧洲人的视角,以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黑海作为洲界。其实以亚洲地理的面积和复杂性,还能进行细分:沿蒙古高原、哈萨克丘陵、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塔尔沙漠(今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分界)、掸邦高原等地区,可以形成北亚洲、西亚洲、东亚洲、南亚洲的概念。这些地理条件非常明显地阻碍人们的交流,所以如果简单地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其实并不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印度文化、汉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四大区域分别居于主导地位,8世纪以后,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向。印度文化基本固守原地,对东南亚地区有些影响,而且由于地理上的劣势,还多次遭受伊斯兰文化的袭扰和占领。汉文化榨干了关中平原的精髓,重心先向东移至黄河的洛阳、开封一带,后随长江流域地位提升再向南移。基督教文化无力向亚洲发展,为汲取新的养分,进一步开发利用欧洲北方,并在后来俄罗斯的东扩中占有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欧亚大陆中间的广阔地带任由伊斯兰文化驰骋,并凭借军事和商业优势,向其他三大文化区渗透。此后千年,四大文化区在交汇处呈现拉锯状态,与各自的内部争斗交相辉映,更高级别的对抗和冲击要等到地理大发现后的另辟天地,尤其是工业文明的隆隆机器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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