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领先世界”的宋朝总受欺压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14

伊斯兰世界应对十字军东征的同时，中国的宋朝也在遭受来自北方民族的冲击。

唐朝灭亡以后，经过短暂的五代时期（907～960），后周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960～1127）。经过十几年的征讨，重新统一，但疆域远不及汉唐。宋朝善于精耕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造就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朝代。手工业发达，大运河交通繁忙，商业比重提高，海外贸易兴隆，随之文人闲人增多。所以宋朝又是一个文化艺术昌盛的朝代，在诗词散文的烘托下，迷倒无数后人。

《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北宋。

但同时又不可否认，宋朝是一个军事羸弱的朝代。弱宋的烙印挥之不去，给所有的辉煌蒙上了厚重的阴霾。宋朝立国之初，北方由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国（916～1125）早已经营多年，不时南侵，对北宋形成威胁。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后，顺势北伐辽国失利。北宋疆界退至燕山以南的华北平原，结果基本无险可守。因疆域未能达到汉文化区传统的农耕分界线，而北宋又无法改变这种安全劣势，迫于无奈签订《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从此北宋丧失天朝国威，与辽称兄道弟。

战略安全的先天不足引发了连锁反应。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西夏（1038～1227），公开与宋对抗，控制了连接西域的商业通道。宋与西夏多次交战，无力消灭，只能又是花钱买和平。不过陆上丝绸之路的失控反倒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源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兴起后，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对辽形成威胁。北宋看到机会，与金联手灭辽。但事与愿违，辽亡后，金顺势南下灭掉北宋。中国古代书画造诣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与儿子宋钦宗赵桓，还在稀里糊涂之中就已经城破国亡被掳，后被贬为庶人，在金国的领土内颠沛流离。两位皇帝都坚守“即便不得好死也不如赖活着”的人生观，先后惨死异乡。

靖康之乱的同年，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1127～1279），后定都临安（杭州）。疆域退至秦岭淮河一线，地位也再降一级。为保安宁，南宋只好向金俯首称臣。丢失的国土更像是甩掉的包袱，“直把杭州作汴州”，结果南宋迟早作北宋。南宋偶尔做些无力的反扑，还曾与蒙古联手灭金，但总体收效甚微，只能静等着灭亡时刻的到来。当然也造就了岳飞、文天祥等一批民族英雄，但纵有满腔热血却无力回天，仅供后人凭吊。

伟大的王朝一般难用固定的模式来衡量，但能否保家卫国，掌控自身命运，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宋朝拥有被打断脊梁骨之后的繁荣，并伴随着丧权辱国、称臣纳贡、割地赔款、生灵涂炭，以及皇帝被掳、逃亡、投降、跳海，总之惨不忍睹，无需细说。后世不论再为《杨家将》《岳飞传》的故事如何拆旧翻新、多续子孙，把老弱妇孺都塑造成英勇的战将，也改变不了败局，艺术的夸张反而更衬托出军事的无能。

宋朝的政治地位很低，莫说汉唐，也不如明清，是中国历史中不配称为帝国的大王朝。立国后不久，宋朝从整体上就一衰到底，个别战役的胜利根本无法抵消战略上的失败。面对颓势，也有不少勇于变法的人站上潮头，但不论理想与实践，只要最终不能锻造出既能维护统一又能抵御外敌的军队，一切都是白费。到底是战是和（降），两派争论、争斗了三百年，至宋亡都没搞清楚。看上去宋朝的贪生怕死之徒多过尽精报国之士，而把失败归于昏君和卖国贼则是一种简单的处理方法。

宋朝积富积弱，经济繁荣与军事无能并存且贯穿始终，看似令人费解，其实相辅相成。不论辽、夏、北宋，还是金、夏、南宋，都像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空放大版。三方相互牵制，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取得全胜。希望重现汉驱匈奴、唐逐突厥的场景，对于宋朝来说是强人所难。相持的局面下，彼此半斤八两，辽夏金先后汉化，颓势不逊于宋；宋朝军事弱，能靠商业弥补一些劣势。另外宋有一个优势是开始时地域大，家底丰厚，所以输得起、赔得起，疆域越来越小，寿命得以延续，反而最后灭亡。

宋朝不仅对外花钱买和平，对内也是如此。宋朝士兵总量巨大，兵种繁多，军费支出高企。但是统治者养兵的主要目的不是强军御敌，而是防止民变内乱，于是经常荒年募兵，把流民收入军中。所以，两宋农民起义次数不少，但造成严重冲击的却没有，因为不能剿灭的最后都被招安了。率领这样的军队，有野心的将领也难有作为。而像岳飞那样在抗金战斗中扩充军队，有成为军阀趋势的异类，是无法存活的。

重文轻武、文官节制武将、压制军队在国家权力中的比重，正是宋朝总结汉唐灭亡及五代乱局得出的经验；即使长期没有安全保障，也不做变更。宋朝与汉唐比较，很清楚地展现出一种矛盾：收权则外患，放权则内乱。宋朝在承受外患和避免内乱之间走钢丝，反正最后都是死，吟风弄月肯定比戎马倥偬舒服一些。与其空耗物力人力，做无用功，不如先过一段安稳日子。宋朝的选择有违大国风范，表面上很丢人，实际上是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体现出一种无奈下的明智。这种弱小国家常用的生存之道，“大宋”运用起来倒也颇为得心应手。明清对宋朝的军事制度有所借鉴，但弱宋的教训也警示后来者竭力避免。

别看宋朝如此软弱，经过现代人的整理，却拥有一个技术强国的光环，并且世界领先，这就让人费解了。先不说技术强国的论证过程有何缺陷，至少与军事失败有矛盾，因为常理是技术强国必然有过一段军事强国的光辉岁月。而宋朝在结束五代十国乱局后，就没有强过。终其一朝被打得磕头求饶、苟延残喘，看不到技术强国的风范。相比之下，汉唐的表现才符合技术强国的特征。

农业社会的生产技术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中国在农耕技术上长期有优势，宋朝并无飞跃。宋朝在手工业的某些方面如瓷器制造，有重大进步。但这些领先技术零碎松散，地域性极强，主要为商业服务。而技术只有为军事服务，才能高下立判，产生快速改变社会的力量。先进技术的功效向军事领域传导延伸，实现连接，在任何时代都有必然性，对于大国尤其如此，因为战斗力强能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对于宋朝是技术强国的观点不必一一论证，也不必为生产技术向军事技术转换遇到阻碍寻找各种借口。宋朝是技术强国的现代阐述，只能让人认为是另一部经过文学演绎加工的评书。例如北宋仁宗年间由文臣编写了一部《武经总要》，内容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两部分，有很多实物图画，被尊为百科全书式的军事著作。可惜此书近似杂耍卖艺，中看不中用。书中所载武器设备的功效如能发挥后人想象的十之一二，宋朝即使不能逞强，也不至于当受气包。

《武经总要》中的三弓弩、绞车、旋风砲。

认为宋朝是技术强国的错觉首先来自横向对比。因为同期欧洲和西亚乱象丛生，宋朝尽管一败再败，却能保持经济繁荣，着实幸福很多。但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力强盛，也不意味着全面的技术领先，因为繁荣与技术强大没有必然联系。只要资源与人口匹配，少战事，即使偏安一隅，也能享受一段繁荣期。宋朝不过是一隅有些大，繁荣期有些长而已。就像最后一只待宰的肥羊，虽然结局早已注定，却会享有最长的存活时间。宋朝的商业水平在中国历史中确实浓墨重彩、可圈可点，但在抑商的大环境下，与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相比，水平并不高。连广泛流通的贵金属货币都没有产生，更别说形成以商人为核心的重要军事、政治势力。如果再细究一下，欧洲十字军时代的混乱其实是崛起前的冲动、寻觅，而宋朝的繁荣则是覆灭前的放纵、迷惘。

更大的错觉来自丰富的书籍。这要归功于一项令人骄傲的技术成就——发明于隋唐、成熟于两宋的雕版印刷术。书籍大量印刷出版，图文并茂，为后世提供了宋朝比所有前朝更为全面的社会信息，其中不乏生产技术的内容。宋人只管记录，没有详述前后传承，加之文采飞扬，确实迷人。但只依靠书籍就把功绩都归于宋朝，未免有失公允。经济繁荣之下，很多人会有很多奇思妙想并付诸实践。宋人是捡进篮子就是菜，先记录再说，不管是否成熟或能否推广应用。著书之人又多远离实践，夸大的文字描述与真实的技术功效之间，经常在有意无意中充满了欺骗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在考古发现中，宋朝嵌在汉唐与元明的中间，综合技术发展保持一贯性和正常积累，不存在奇峰突起，如果进行量化比较，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突破。

有观点认为宋朝市民阶层活跃，官学私学兴起，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在人文精神方面堪比文艺复兴。一连串无所作为的窝囊废皇帝确实缺少权威，官民发声算是好事，但宋朝搞来搞去的人文精神，结果居然是推崇圣人训的程朱理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酸腐的呓语被当做时代的强音，哪里有文艺复兴中质疑上帝说的影子？

宋朝只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一环，不管如何自娱自乐、自夸自恋，都无法改变“弱宋”的定位，自身的诸多特色实质上并不具有被后人赋予的现代性。其社会状况更不支持技术强国的判断，反而由于军事软弱，政治保守，致使汉文化的影响力呈现萎缩之势。就像兴起于宋朝上层社会妇女缠足陋习的演变过程一样，当后人习惯于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明清时，造衅开端实际是两宋。

宋金厮杀相持之际，更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支新生力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162～1227），没有文采，不懂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在阵阵罡风吹袭下，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落。其后，蒙古铁骑凭借高效的军事技术和才能，呈辐射状向外迸发，祖孙三代，横扫东欧、中亚、西亚，灭西夏金宋。蒙古帝国最终在西面受阻于喀尔巴阡山、小亚细亚和埃及一线，在南面受阻于湿热的印度和中南半岛，东临太平洋，北至极寒之地，但因为疆域太大，不久很快解体。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蒙古帝国扩张迅速，过程非常惨烈，屠城是常用的手段。对手如果不能有效抵抗，投降是唯一的办法。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孙子不需要任何艺术的烘托，就是历史中权势最大的一群儿子和孙子，掌管着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元朝。一群军事强人，接下来必然是你争我斗，最终的结果或解体、或被吞并、或与当地融合。

1335年的亚洲版图。此时窝阔台汗国已经灭亡，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包括其他三大汗国和元朝。

蒙古帝国维持的时间很短，它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除了那张大大的地图，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遗产，重新打穿东西通道是其最大的贡献。在此期间，一些汉人工匠随军远行，一路施展各种才艺，火药、雕版印刷也被传至西亚。其中最有趣的插曲是全真教道士丘处机。他从山东被召至兴都库什山附近觐见成吉思汗，为之讲授长生成仙之法。道教很难得地出了一次远门，留下一本记述沿途风貌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有来有往，伊斯兰的大批商人来到中国，西亚的回回炮、医学随之传入。而最传奇的故事则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疑似来到中国，回到欧洲后也留下一本游记。

蒙古帝国对世界的主要影响是西征，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南下：拆散夏金联盟、消灭西夏、联手南宋、消灭金朝。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之孙，继位蒙古大汗后，于1271年建立元朝；随后势如破竹，灭亡南宋。中国的汉文化区第一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外族统治者。新领导带来了新气象，汉人受到排挤，汉文化也受到压制。后人述史经常耿耿于怀，对于元朝的统治充满了不满和不屑。不过正是因为缺少汉文化的约束，元朝的很多作为反而有些国际风范，只熟读圣贤书的人难以领略。

元朝没能像法兰克王国扭转欧洲进程那样扭转中国的进程，其新拓展的疆域与汉文化不能相容。蒙古人与汉人的融合也不成功，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又退回蒙古高原，成为固守漠北的最后一支民族。西北的钦察汗国分裂成诸多小汗国，后来有些与俄罗斯民族融合，有些则退守中亚。蒙古人数量少，西征过程多拉拢借用突厥人，以致后来留在西亚、中亚的蒙古人慢慢被伊斯兰化、突厥化。曾经出现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是中亚地区最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其创始人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即使所言不虚，也是已经被突厥化的蒙古后裔。帖木儿帝国解体后，中亚政治版图的演化开始向现代靠拢。

蒙古帝国耗尽了漠北的能量，一片神奇的土地归于平淡，各种军事优势渐渐不复存在，很难再向外迸发激情与血腥。蒙古帝国来去匆匆，与亚历山大帝国何其相似。它们一为西征，一为东征，都想将已知的世界划归统一的版图，都成功了大约三分之二。亚历山大、成吉思汗两位强人的伟业是最顶级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都无法持久。

辽宋金元更替时期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变化。唐朝后期，关中平原因千年持续开发，植被破坏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利损耗极大。唐末，长安、洛阳毁于战火，五代中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均定都于华北平原的汴梁（开封）；随后北宋也定都汴梁，完成了政治中心的一次东移。但是汴梁地势过低，地理条件较差，靠近黄河和大运河的便利不能抵消水患连连，最终在辽金的持续冲击下被放弃。同期，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产优势进一步得到展现，南宋都城杭州就是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不过因离腹地过远，不适合成为政治中心，在明初被更有历史渊源的南京取代。在这一轮寻找政治中心的过程中，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南麓的北京，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却悄悄登场了。

北京的历史一般从商周时期的蓟国和燕国算起，用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给北京增寿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秦汉以后，北京所在的地区作为汉文化的边缘地带，长期处于戍边防御状态。地区的行政中心基本围绕着海河水系的河流来回迁移。北京因有永定河之利，也位列其中。

契丹族兴起后，游牧民族因经常迁徙，所以设有多个都城。北京被辽于938年定为陪都，称做南京，开始摆脱边陲重镇的角色定位。金灭辽后，于1154年在北京正式建立都城，称中都。元灭金后，于1272年定都北京，称元大都。从此，北京又从区域政治中心跃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维持至今。北京曾三度受到南京的挑战，分别是明初、太平天国和民国时期。

与长安、洛阳、汴梁、南京等都城先经后政的发展路径不同，北京如果不是后来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就无从谈起。脆弱的经济基础本是政治中心的硬伤，很多都城都因经济衰落被废弃。而北京一旦出世就能反向运行，迫使其他竞争者“王气黯然收”，并在多年的转换和拉锯中保持优势，看似有些不合常理。因为这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长时间分离的现象，在世界史中非常少见。但是如果仔细体会，却又最符合中国特色，因为在大一统的要求下，这是北方军事优势和南方经济优势平衡后的结果。只有选择北京，才是长安的正宗延续，也是汉文化为摆脱弱宋困局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