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后构建的不和谐社会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21

明朝（1368～1644）因为与1500年前后，这一人类历史当中的重要时段重合，所以看待明朝的所作所为经常别有一番滋味。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打下江山后，为巩固政权，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实施严法酷刑震慑官民；对外推出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禁止民间制造可以通商的大船，如果发现谁与外国通商，处以重罪。朱元璋的想法是隔离外患，利于内部休养生息，迅速恢复农耕地区的实力，而且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作为祖训被执行近二百年，政府长期对此有统一的认识，觉得并无不妥。朱棣登基后稍作调整，重设浙江、福建、广东的市舶提举司，主要目的是朝贡，而非自由通商。

故宫又名紫禁城，始建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朝贡是指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同时获得受封和赏赐，并且赏赐额远远大于纳贡额。中国给朝贡者的厚赏对自身经济有损害，不过置于外贸总额巨大的背景下，凭借经济实力还可以承受，而由朝贡制度衍生的朝贡贸易对于弱小国家的经济意义极大。因为地理环境等综合因素，春秋战国以后，古代中国周边缺少同等级别的国家，所以不知国家间平等为何物，难以形成类似西方的国际概念。有外国使节来访，朝廷一律视为朝贡，多有厚赏，很少派员回访，造成很多外国商人冒充远方大国使节来求利。史官不辨真伪，结果中国史书自汉朝以来，一些貌似珍贵的国际政治交往记载都是单方孤证，又无下文，搞得后人也难辨真伪。

唐朝时期由于对外交往频繁，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朝贡制度，并且此后还慢慢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梯级分布。朝鲜、日本、越南向中国朝贡，再有地区小国向它们朝贡。与常见的强者施威豪夺、弱者被迫缴纳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同，朝贡制度几乎是反向而行。政治上，朝贡方主动放弃尊严；经济上，受朝贡方主动损己利人。但正是因为实力差距和各有所需，该制度有利于地区稳定，才得以长期维持。中国依托于大一统，朝贡关系相对稳定持久，看上去有些特殊。其实以朝贡的形式维系强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史中的普遍现象。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今天依然有变相的形式存在。

明朝因正常外贸断绝，在厚赏薄贡的利益驱动下，朝贡者趋之若鹜，恨不得天天来贡。皇帝们享受快感的同时，官员疲于应付，后来不得不限制朝贡名额和次数，日本地方势力彼此间甚至为争夺名额开战。由于缺少庞大的正常外贸做支撑，明朝前期的朝贡制度，实质是靠财政补贴输血，很难带动国内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沿海居民所得实惠很少。长此以往，入不敷出，对整体经济造成损害。

朱棣因有篡位之嫌，所以在位期间为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花费财力搞了很多大工程。修建故宫、编纂《永乐大典》、在南京阳山为朱元璋孝陵开凿巨型石碑、郑和下西洋等等。各项工程后世褒贬不一，其中有观点将郑和下西洋视为明朝，甚至是中国古代开放的代表。但事实正好相反，它本身就是闭关锁国的产物，其实是闭关锁国的代表。即使人走得再远，也不代表开放。

南京阳山碑材有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图中前面的碑额高10米，后面的碑身长近50米。据估算，如果完工，总重达3万吨，依当时技术条件根本无法完成，是自欺欺人的面子工程。

因帖木儿帝国横卧中亚，明朝对西域的影响力减弱，加上受靖难之变影响，朝贡制度遭到破坏。结果是朱棣登基后，只有少数国家来使朝贡，场面冷清。郑和下西洋在宣扬国威的同时，是为朝贡制度服务的外使招募团和奢侈品采购团。首次航行效果显著，带回很多国家的贡使，所以反复进行，还带回过长颈鹿这样貌似麒麟的瑞兽。当时已是15世纪初，而这些来朝贡的国家大多默默无闻，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可想而知。皇帝们对此并不在意，只喜欢万国来朝的景象，上演夜郎自大的正剧。郑和下西洋没有与西方发生关系，也没有进入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只是更进一步验证了华夷有别。任务一旦完成，下西洋不再继续，船队永久停港，腐烂在岁月中。

郑和船队从非洲带回的长颈鹿，被认为是瑞兽麒麟。

和平之旅及不远征是顶在下西洋活动上的另一道光环，往往用来为明朝乃至中国人爱好和平做历史注脚。郑和下西洋带着军队以壮声势，虽然沿途为了伸张自认的正义，以及对藐视天朝的行为也动过一些干戈，但总体平静；不过这种和平与不征是由于明朝缺乏海外扩张动力造成的，因为统治者认为该地区除了遣使来贡，没有其他价值，不像后来的欧洲人满眼是金山银山，所以今人没有必要把不可能发生的远征当做天大的优点来宣扬。平等才是和平的真正基础，而明朝绝无此意。朝贡制度极不平等，是在强迫或引诱其他国家臣服。一再强调下西洋的和平意义，等于是在宣传恃强凌弱。

明朝疆域逊于汉唐，大于宋朝，依然长期受北方外族威胁。明成祖曾经五次亲自出马征讨元朝残余（1410～1424），时间上与郑和下西洋轮番交替进行。征讨功效不大，耗费极多，最后皇帝自己也病逝于回师途中。瓦剌是西部蒙古族一支，1449年遣使朝贡，因主事太监克扣赏赐，遂出兵袭扰。明英宗效仿明成祖御驾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擒，损失惨重。此时距郑和最后出航不过十几年，看来明朝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赢。

郑和下西洋是宣言书，是宣传队，却不是播种机，难以担当不匹配的文化传播重任。商业、军事、政治、技术、思想、语言、民族等诸多方面，很少有与之相关的重大影响得以延续。印度洋沿岸年复一年的季风涤荡了全部痕迹，后来只有东南亚部分华人还对三宝太监的声威代代相传。在中国本土，下西洋的壮举在明朝中后期已成神仙往事。尽管用劳民伤财来换取天朝国威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下西洋却被此后的皇帝们放弃了。

明朝对外影响力不出汉文化圈，也没有获得对西域的控制权，北部疆界就是长城一线。只要能守住汉文化的核心区，足以过上一段好日子。中国自宋开始，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改变了此前经济格局北强南弱的局面，实现逆转，至今如此。明朝前中期，因为北方恢复战乱损失和迁都北京、南方遭受海禁压制，所以南强北弱的差距较小。嘉靖年间，南方民间外贸逐渐增加，走私泛滥，倭寇作乱，朝廷难以剿灭。面对现实，就在戚继光从抗倭前线调任北方御敌的同一年，1567年隆庆开关，解除海禁，放松管制，中国民间商人借助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大量扬帆出海。在大航海催生的全球贸易带动下，国内商品外销，美洲白银流入，经济活力受到激发，不过这一切主要还是南方经济受益。反观北方，外患不断，天灾连连，瘟病大疫，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明朝末期的经济实力从总量看并不弱，但分布却是南方极富北方极穷，结果是南方乱，北方更乱。

明朝和宋朝一样，也是重文轻武。皇帝和文官对武将最为忌惮，约束极严，太监监军时有发生。高级将领多是科举进士出身，从文官转业而来，虽然也有于谦、袁崇焕这样的帅才，但更多是庸才。像戚继光和吴三桂依靠世袭和武举出身的将领，必须要凭借战功才能做到高职，数量较少。为和文官交结，减少猜忌，他们还要学习读经写诗。明朝军队长期的最主要任务是防止民变，而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庸兵，就很难形成精兵。因为精兵要是不听话，麻烦更大。庸兵对付百姓尚可，对付外敌就有些无能为力，导致戚继光抗倭还要自练戚家军。明军后来借助从欧洲传入的火炮，曾获得一些军事优势，但最终还是于事无补。

明朝的政治最为人诟病，很多皇帝常年荒政，太监专权乱政，特务组织密布，庞大的官僚体系养着众多冗员；层层设卡，各个部门互相牵制，管理效率和应变能力极低。政府总体僵化，局部的改革会被很快恢复原貌，有想法的官员会被弹劾的奏折淹没。经济实力是政府浑浑噩噩的资本，大家不是终日内斗，就是混吃等死。

明朝的文化艺术成就可圈可点，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大运河南端的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都是商业重镇，富甲一方。画家仇英借鉴张择端的构思，以16世纪中叶苏州城为背景，也画过一幅《清明上河图》，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经济富足促进文艺发展，工艺制造再攀历史高峰。永乐青花、宣德炉、景泰蓝、成化斗彩、万历硬木家具、紫砂壶都受后人钟爱。昆曲余音绕梁三日，章回小说风靡市井，文人下海卖艺为生，秦淮河边的名妓才色俱佳，豪气不让须眉。

《清明上河图》局部，仇英，明。

历史的各个阶段，只要局部有富裕地区，一般都会产生灿烂的文化艺术，被后人铭记。但迷惑性也在于此，如果以偏概全，得出的结论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明朝的文化艺术对于国家安全而言，不能当饭吃当兵使，承袭两宋遗风，缺乏健康之美，毫无汉唐气韵。北方的农民和女真人有更质朴的追求，犹如两把钢刀轮番插向北京。明朝的灭亡指日可待，突然出现的财政困难使其进程加速。北方百业凋敝，战乱频发，朝廷征不到钱，用兵却要花钱。南方提供的财税支持逐年加重，不仅如此，还经常有出兵勤王的任务。南方苦不堪言，感到向北方输血是个无底洞，开始找借口拖欠。地方一旦不听中央调遣，送饷出兵，都是自立分裂的前兆，只是初期较为隐蔽。

国难当头，崇祯向富有的皇亲大臣们借钱，少人响应。缺少财政支持，国家的管理体系迅速崩塌，从低效变为无效。李自成军队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已经被彻底抛弃，大臣们跑得一干二净。崇祯在景山自缢，只有一名太监陪伴身边跟随自缢。这似乎是南方希望的结果，各地随后建立起许多小朝廷。皇帝多，自然高官也多。因为有钱，依然可以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李自成的政权沉溺于北京城的富贵温柔，迅速腐化，军队已成乌合之众。顺治元年（1644），吴三桂降清，清军挥师南下。李自成与之交战，败于山海关，次年亡于湖北九宫山。南明小朝廷一盘散沙，继承低效传统，被清兵各个击破。清取代明，定都北京。

在此过程中，以郑成功为首的政治势力表现非常抢眼，是中国历史中难得一见的风景。缺少海盗传统是中国并非海上强国的另一佐证，而自明中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受此影响，中国的航海技术短期内有了一次飞跃，海盗水平也陡然提升。海盗加入倭寇，以武犯禁，朝廷为此叫苦不迭。开放海禁后，发展更为迅猛，形成了多股以海盗加海商为基础的政治势力。郑氏政权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其形成壮大、辗转生存的几十年中，包括经济来源、战争方式、政商关系、军商关系、对外交往等内容，以及据守金厦、攻取台湾、缠斗西方列强、隔海对抗清廷等事件，都与中国社会的常态相悖，而是典型的地中海方式。但是这道风景转瞬即逝，最终被大一统抹去。

王朝更替不外乎遭受外侵、底层起义、内部取代三种方式，如果同时发生，一般有主次之分。而明朝集历史之大成，在灭亡过程中，三种方式的功效几乎是均分。明朝获此待遇，也许是巧合。不过以今天的视角看，明朝确实有将各种弊端汇于一身的倾向；而且很多方面眼光独到，总能做到差中选差，逐渐病入膏肓，组成由昏君、庸官、弱将、酷吏、腐儒、奸商、衰兵、刁民构建的不和谐社会。即便如此，明朝的精英们依然拥有超级的优越感。

过度责怪某个朝代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实同为一体，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有相似之处。经过前期的激情澎湃，汉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在明朝已近衰竭。即使张居正改革成功，袁崇焕不被冤杀，也只是缓些时日。明朝继承宋朝传统，产生了更多具有悲剧色彩的爱国人士，同理也产生了更多的叛徒卖国贼。而被后人夸大的所谓技术领先，以及把资本主义萌芽描绘成参天大树，不过都是些原地空转的无用功。徐光启、徐霞客式的人物是那么另类，注定会如流星般逝去。此时的中国，即使警示格言再有感染力，八股文章写得再漂亮，反复强调“知行合一”或者“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发展找不到新的着力点。没有创造性的毁灭并无太多新意，只能通过战争削减人口获得短暂复兴。清朝前期的兴盛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汉文化前进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形成恶性循环。若想获得新生，焕发青春，必须要汲取新的能量。

朝起朝落，自身纵向的对比即将结束，另一种更大范围、面对面、硬碰硬的横向对比即将展开。汉文化将要彻底结束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养在深闺人未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历史无法再保持孤立，很多内容需要重新定义和再认识。因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