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后构建的不和谐社会

丁舟 2019-11-2915:09:13 评论 1,789 views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21

明朝(1368~1644)因为与1500年前后,这一人类历史当中的重要时段重合,所以看待明朝的所作所为经常别有一番滋味。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打下江山后,为巩固政权,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实施严法酷刑震慑官民;对外推出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禁止民间制造可以通商的大船,如果发现谁与外国通商,处以重罪。朱元璋的想法是隔离外患,利于内部休养生息,迅速恢复农耕地区的实力,而且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作为祖训被执行近二百年,政府长期对此有统一的认识,觉得并无不妥。朱棣登基后稍作调整,重设浙江、福建、广东的市舶提举司,主要目的是朝贡,而非自由通商。

明朝最后构建的不和谐社会

故宫又名紫禁城,始建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朝贡是指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同时获得受封和赏赐,并且赏赐额远远大于纳贡额。中国给朝贡者的厚赏对自身经济有损害,不过置于外贸总额巨大的背景下,凭借经济实力还可以承受,而由朝贡制度衍生的朝贡贸易对于弱小国家的经济意义极大。因为地理环境等综合因素,春秋战国以后,古代中国周边缺少同等级别的国家,所以不知国家间平等为何物,难以形成类似西方的国际概念。有外国使节来访,朝廷一律视为朝贡,多有厚赏,很少派员回访,造成很多外国商人冒充远方大国使节来求利。史官不辨真伪,结果中国史书自汉朝以来,一些貌似珍贵的国际政治交往记载都是单方孤证,又无下文,搞得后人也难辨真伪。

唐朝时期由于对外交往频繁,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朝贡制度,并且此后还慢慢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梯级分布。朝鲜、日本、越南向中国朝贡,再有地区小国向它们朝贡。与常见的强者施威豪夺、弱者被迫缴纳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同,朝贡制度几乎是反向而行。政治上,朝贡方主动放弃尊严;经济上,受朝贡方主动损己利人。但正是因为实力差距和各有所需,该制度有利于地区稳定,才得以长期维持。中国依托于大一统,朝贡关系相对稳定持久,看上去有些特殊。其实以朝贡的形式维系强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史中的普遍现象。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今天依然有变相的形式存在。

明朝因正常外贸断绝,在厚赏薄贡的利益驱动下,朝贡者趋之若鹜,恨不得天天来贡。皇帝们享受快感的同时,官员疲于应付,后来不得不限制朝贡名额和次数,日本地方势力彼此间甚至为争夺名额开战。由于缺少庞大的正常外贸做支撑,明朝前期的朝贡制度,实质是靠财政补贴输血,很难带动国内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沿海居民所得实惠很少。长此以往,入不敷出,对整体经济造成损害。

朱棣因有篡位之嫌,所以在位期间为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花费财力搞了很多大工程。修建故宫、编纂《永乐大典》、在南京阳山为朱元璋孝陵开凿巨型石碑、郑和下西洋等等。各项工程后世褒贬不一,其中有观点将郑和下西洋视为明朝,甚至是中国古代开放的代表。但事实正好相反,它本身就是闭关锁国的产物,其实是闭关锁国的代表。即使人走得再远,也不代表开放。

明朝最后构建的不和谐社会

南京阳山碑材有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图中前面的碑额高10米,后面的碑身长近50米。据估算,如果完工,总重达3万吨,依当时技术条件根本无法完成,是自欺欺人的面子工程。

因帖木儿帝国横卧中亚,明朝对西域的影响力减弱,加上受靖难之变影响,朝贡制度遭到破坏。结果是朱棣登基后,只有少数国家来使朝贡,场面冷清。郑和下西洋在宣扬国威的同时,是为朝贡制度服务的外使招募团和奢侈品采购团。首次航行效果显著,带回很多国家的贡使,所以反复进行,还带回过长颈鹿这样貌似麒麟的瑞兽。当时已是15世纪初,而这些来朝贡的国家大多默默无闻,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可想而知。皇帝们对此并不在意,只喜欢万国来朝的景象,上演夜郎自大的正剧。郑和下西洋没有与西方发生关系,也没有进入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只是更进一步验证了华夷有别。任务一旦完成,下西洋不再继续,船队永久停港,腐烂在岁月中。

明朝最后构建的不和谐社会

郑和船队从非洲带回的长颈鹿,被认为是瑞兽麒麟。

和平之旅及不远征是顶在下西洋活动上的另一道光环,往往用来为明朝乃至中国人爱好和平做历史注脚。郑和下西洋带着军队以壮声势,虽然沿途为了伸张自认的正义,以及对藐视天朝的行为也动过一些干戈,但总体平静;不过这种和平与不征是由于明朝缺乏海外扩张动力造成的,因为统治者认为该地区除了遣使来贡,没有其他价值,不像后来的欧洲人满眼是金山银山,所以今人没有必要把不可能发生的远征当做天大的优点来宣扬。平等才是和平的真正基础,而明朝绝无此意。朝贡制度极不平等,是在强迫或引诱其他国家臣服。一再强调下西洋的和平意义,等于是在宣传恃强凌弱。

明朝疆域逊于汉唐,大于宋朝,依然长期受北方外族威胁。明成祖曾经五次亲自出马征讨元朝残余(1410~1424),时间上与郑和下西洋轮番交替进行。征讨功效不大,耗费极多,最后皇帝自己也病逝于回师途中。瓦剌是西部蒙古族一支,1449年遣使朝贡,因主事太监克扣赏赐,遂出兵袭扰。明英宗效仿明成祖御驾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擒,损失惨重。此时距郑和最后出航不过十几年,看来明朝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赢。

郑和下西洋是宣言书,是宣传队,却不是播种机,难以担当不匹配的文化传播重任。商业、军事、政治、技术、思想、语言、民族等诸多方面,很少有与之相关的重大影响得以延续。印度洋沿岸年复一年的季风涤荡了全部痕迹,后来只有东南亚部分华人还对三宝太监的声威代代相传。在中国本土,下西洋的壮举在明朝中后期已成神仙往事。尽管用劳民伤财来换取天朝国威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下西洋却被此后的皇帝们放弃了。

明朝对外影响力不出汉文化圈,也没有获得对西域的控制权,北部疆界就是长城一线。只要能守住汉文化的核心区,足以过上一段好日子。中国自宋开始,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改变了此前经济格局北强南弱的局面,实现逆转,至今如此。明朝前中期,因为北方恢复战乱损失和迁都北京、南方遭受海禁压制,所以南强北弱的差距较小。嘉靖年间,南方民间外贸逐渐增加,走私泛滥,倭寇作乱,朝廷难以剿灭。面对现实,就在戚继光从抗倭前线调任北方御敌的同一年,1567年隆庆开关,解除海禁,放松管制,中国民间商人借助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大量扬帆出海。在大航海催生的全球贸易带动下,国内商品外销,美洲白银流入,经济活力受到激发,不过这一切主要还是南方经济受益。反观北方,外患不断,天灾连连,瘟病大疫,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明朝末期的经济实力从总量看并不弱,但分布却是南方极富北方极穷,结果是南方乱,北方更乱。

明朝和宋朝一样,也是重文轻武。皇帝和文官对武将最为忌惮,约束极严,太监监军时有发生。高级将领多是科举进士出身,从文官转业而来,虽然也有于谦、袁崇焕这样的帅才,但更多是庸才。像戚继光和吴三桂依靠世袭和武举出身的将领,必须要凭借战功才能做到高职,数量较少。为和文官交结,减少猜忌,他们还要学习读经写诗。明朝军队长期的最主要任务是防止民变,而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庸兵,就很难形成精兵。因为精兵要是不听话,麻烦更大。庸兵对付百姓尚可,对付外敌就有些无能为力,导致戚继光抗倭还要自练戚家军。明军后来借助从欧洲传入的火炮,曾获得一些军事优势,但最终还是于事无补。

明朝的政治最为人诟病,很多皇帝常年荒政,太监专权乱政,特务组织密布,庞大的官僚体系养着众多冗员;层层设卡,各个部门互相牵制,管理效率和应变能力极低。政府总体僵化,局部的改革会被很快恢复原貌,有想法的官员会被弹劾的奏折淹没。经济实力是政府浑浑噩噩的资本,大家不是终日内斗,就是混吃等死。

明朝的文化艺术成就可圈可点,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大运河南端的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都是商业重镇,富甲一方。画家仇英借鉴张择端的构思,以16世纪中叶苏州城为背景,也画过一幅《清明上河图》,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经济富足促进文艺发展,工艺制造再攀历史高峰。永乐青花、宣德炉、景泰蓝、成化斗彩、万历硬木家具、紫砂壶都受后人钟爱。昆曲余音绕梁三日,章回小说风靡市井,文人下海卖艺为生,秦淮河边的名妓才色俱佳,豪气不让须眉。

明朝最后构建的不和谐社会

《清明上河图》局部,仇英,明。

历史的各个阶段,只要局部有富裕地区,一般都会产生灿烂的文化艺术,被后人铭记。但迷惑性也在于此,如果以偏概全,得出的结论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明朝的文化艺术对于国家安全而言,不能当饭吃当兵使,承袭两宋遗风,缺乏健康之美,毫无汉唐气韵。北方的农民和女真人有更质朴的追求,犹如两把钢刀轮番插向北京。明朝的灭亡指日可待,突然出现的财政困难使其进程加速。北方百业凋敝,战乱频发,朝廷征不到钱,用兵却要花钱。南方提供的财税支持逐年加重,不仅如此,还经常有出兵勤王的任务。南方苦不堪言,感到向北方输血是个无底洞,开始找借口拖欠。地方一旦不听中央调遣,送饷出兵,都是自立分裂的前兆,只是初期较为隐蔽。

国难当头,崇祯向富有的皇亲大臣们借钱,少人响应。缺少财政支持,国家的管理体系迅速崩塌,从低效变为无效。李自成军队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已经被彻底抛弃,大臣们跑得一干二净。崇祯在景山自缢,只有一名太监陪伴身边跟随自缢。这似乎是南方希望的结果,各地随后建立起许多小朝廷。皇帝多,自然高官也多。因为有钱,依然可以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李自成的政权沉溺于北京城的富贵温柔,迅速腐化,军队已成乌合之众。顺治元年(1644),吴三桂降清,清军挥师南下。李自成与之交战,败于山海关,次年亡于湖北九宫山。南明小朝廷一盘散沙,继承低效传统,被清兵各个击破。清取代明,定都北京。

在此过程中,以郑成功为首的政治势力表现非常抢眼,是中国历史中难得一见的风景。缺少海盗传统是中国并非海上强国的另一佐证,而自明中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受此影响,中国的航海技术短期内有了一次飞跃,海盗水平也陡然提升。海盗加入倭寇,以武犯禁,朝廷为此叫苦不迭。开放海禁后,发展更为迅猛,形成了多股以海盗加海商为基础的政治势力。郑氏政权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其形成壮大、辗转生存的几十年中,包括经济来源、战争方式、政商关系、军商关系、对外交往等内容,以及据守金厦、攻取台湾、缠斗西方列强、隔海对抗清廷等事件,都与中国社会的常态相悖,而是典型的地中海方式。但是这道风景转瞬即逝,最终被大一统抹去。

王朝更替不外乎遭受外侵、底层起义、内部取代三种方式,如果同时发生,一般有主次之分。而明朝集历史之大成,在灭亡过程中,三种方式的功效几乎是均分。明朝获此待遇,也许是巧合。不过以今天的视角看,明朝确实有将各种弊端汇于一身的倾向;而且很多方面眼光独到,总能做到差中选差,逐渐病入膏肓,组成由昏君、庸官、弱将、酷吏、腐儒、奸商、衰兵、刁民构建的不和谐社会。即便如此,明朝的精英们依然拥有超级的优越感。

过度责怪某个朝代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实同为一体,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有相似之处。经过前期的激情澎湃,汉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在明朝已近衰竭。即使张居正改革成功,袁崇焕不被冤杀,也只是缓些时日。明朝继承宋朝传统,产生了更多具有悲剧色彩的爱国人士,同理也产生了更多的叛徒卖国贼。而被后人夸大的所谓技术领先,以及把资本主义萌芽描绘成参天大树,不过都是些原地空转的无用功。徐光启、徐霞客式的人物是那么另类,注定会如流星般逝去。此时的中国,即使警示格言再有感染力,八股文章写得再漂亮,反复强调“知行合一”或者“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发展找不到新的着力点。没有创造性的毁灭并无太多新意,只能通过战争削减人口获得短暂复兴。清朝前期的兴盛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汉文化前进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形成恶性循环。若想获得新生,焕发青春,必须要汲取新的能量。

朝起朝落,自身纵向的对比即将结束,另一种更大范围、面对面、硬碰硬的横向对比即将展开。汉文化将要彻底结束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养在深闺人未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历史无法再保持孤立,很多内容需要重新定义和再认识。因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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