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主权至上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3.11

纳夫普里翁的夜晚喧嚣而有序。吃完晚饭，半凉半热的西餐让我的中国胃有些不适应，于是顺着街道遛弯消食。走进一家商店，碰到一家三口。丈夫是瑞典人，太太原是中国人，怀里抱着可爱的混血小宝宝，他们现常住上海。在这里能遇见家乡人，彼此都很高兴，大家畅聊了一会儿。望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我衷心祝他们幸福美满，为中瑞两国的友谊再添佳话。爱情无国界，如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范围涵盖了全世界，那将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我对瑞典颇有好感。瑞典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50年），关系较好。不仅于此，瑞典与中国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故事，难得的是似乎没有留下劣迹。18世纪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曾三次远洋广州（1740、1742、1745），最后沉没在瑞典哥德堡港沿海。2006年7月哥德堡号的复制品驶抵广州黄埔古港，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欧洲人很喜欢复制古船航行，但是其他国家的船难来中国，因为记忆太惨而积怨太深。哥德堡号可以顺利成行，是因为瑞典人能够光荣地宣布：他们的东印度公司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这足以令后人惊讶和感动。

另外，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两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1865～1952）和安特生（1874～1960）对中国极为友善，毫无霸气。他们西北考察、仰韶考古不仅成绩斐然，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就像考古界的白求恩。他们与中国同行的平等合作被视为典范，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作为形成强烈对比。在近现代史中，瑞典留给中国的印象非常另类。同样是日耳曼人的后代，他们和其他一些欧洲人有很大差别。而今天的瑞典，包括理论和实践，好像正走在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左图斯文·赫定1927年在西北科学考察途中，右图安特生1918年野外考古。

北欧处于北纬60°左右，气候寒冷。现在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和冰岛五国。历史上几个国家分分合合，但是过程比较简单。全部欧洲历史如果有一百页，北欧可能只占一页。该地区农业基础较差，贫民出身，海盗起家；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缓慢，长期落后于欧洲大陆；9世纪引入基督教。1397年由丹麦主导，和挪威、瑞典成立联盟。大航海时代的成果惠及北欧后，经济提速，中央集权加强，皈依新教。1523年瑞典（包括现在芬兰）在古斯塔夫一世（1496～1560）的领导下，脱离联盟，建立瓦萨王朝，与丹麦展开竞争。其后在17世纪积极参与新教与天主教的战争，一跃成为欧洲强国。瑞典的这段辉煌是北欧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短暂篇章。

欧洲宗教改革历经百年涤荡，小规模冲突从未间断。17世纪初，因农业歉收，各方利益减少，为弥补损失，新教与天主教的口舌之争升级为政治对抗。这时需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矛盾，重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1618～1648年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史称“三十年战争”。

零星的冲突在前几年已经出现，但通常认为爆发的时点是1618年，直接起因是在波西米亚的公职岗位任命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二世排挤新教徒。当地愤怒的新教徒将两名钦差从窗户扔出，坠入二十米深的壕沟。两人命大，没有摔死。于是皇帝派兵镇压，随后欧洲新教国家纷纷声援波西米亚，冲突全面爆发。依据欧洲的宗教版图，西北对东南，战事打打停停，延续三十年。西至英国，东至俄国，北至波罗的海，南至地中海，宛如欧洲版的世界大战。几组核心的对立双方是新教对阵天主教，波旁王朝对阵哈布斯堡王朝，众多新国王对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各类角色轮番登场，其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594～1632）是最耀眼的明星。

瑞典不具备长期成为军事强国的条件，只是在某个阶段得到历史的眷顾，与当年马其顿的兴起有些相似。各种努力始自古斯塔夫一世时期，他借用宗教改革，巩固王权，增强国力。1611年，年仅16岁的古斯塔夫二世继位后，锐意改革。瑞典有较为丰富的铜矿和铁矿，古斯塔夫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人来投资，投资者以最没有政治立场的荷兰人居多。古斯塔夫优先发展军工产业，大量制造各式火枪、火炮。欧洲当时主要还是雇佣兵制，瑞典国穷，古斯塔夫改进义务兵役制，将为钱当兵变成为国当兵，士兵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大为改观。忠于国王而非金钱，首先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同时，古斯塔夫拉拢贵族，分享利益，鼓励他们与自己同心协力为国而战。在国家机构改革中，设立最高法院、财政部、海军部、陆军部等，并且推进地方政府也进行专业化改革。这些措施使得瑞典政府的行政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也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瑞典的战略目标是控制整个波罗的海。战争初期，瑞典只是与宿敌波兰-立陶宛交手。随着天主教集团取得胜利，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地区受到威胁。在法国的鼓动支持下，古斯塔夫率领精锐部队南下，全面介入。1631年9月，以瑞典为主力的联军与对手在德意志的布莱滕菲尔德展开激战，瑞典大获全胜，威震欧洲，获得“北欧雄狮”的称号，并顺势将几乎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纳入势力范围。

古斯塔夫二世及在布莱滕菲尔德战役中的画像。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双方在技术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古斯塔夫将火炮兵、骑兵、步兵三个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调配到艺术性的高度，将各兵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打破了以往火炮在战场上表现笨重的传统认识。从此，强调攻击性和机动性的火器配置体系引领军事潮流，各种战术及防御体系随之改变。古斯塔夫堪称军事艺术家，加之其他各项军事革新，被誉为欧洲近代军事之父。他喜欢御驾亲征，1632年11月在另一场大战中不幸战死沙场。失去国王的将士化悲痛为力量，不怕牺牲，再次击败对手。古斯塔夫像亚历山大一样，没能完成他预期的伟业，但是他的军事思想、理论、战术、制度迅速传遍欧洲。古斯塔夫是一个时期的战神，最著名的崇拜者当属拿破仑，他在崇拜之余也实现了超越。

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法国从幕后走到台前，加入新教一方。法国的国教是天主教，但当时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国内有大量的胡格诺教徒。法国参战，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维护宗教秩序变成了攫取国家利益，对决的主力也从新教和天主教变成了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法国与瑞典联手，击败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最终两大阵营、欧洲各国共同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耗时已久的混战。

和约以法律形式废除了教皇和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与其他国家无异。以教皇为宗教领袖，以皇帝为世俗领袖的观念被抛弃，各国王权得到彻底解放。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为扩大收益还是减少损失，都有通过和谈签订和约的传统，但是缺少统一的操作标准。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一整套成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律体系开始建立，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同时开创了欧洲国家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多方争端的先河。当然，这套解决问题的机制并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只是等着新问题产生后先谈，谈不拢才打，打不下去或打完了再谈，如此循环往复。

自文艺复兴至三十年战争之前，欧洲南北地区的综合实力已经渐趋平衡，所以这场战争才打得如此胶着。但此战过后，南部一蹶不振，北部独领风骚。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并失去在西欧的主导地位，将大航海以来积累的强势挥霍一空。教皇所在的意大利地区一盘散沙，文艺复兴的光辉尽失。法国是最大的赢家，路易十三（1601～1643）和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配合默契，外交、军事、商业多领域屡屡得手，为迎接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基础。英国参与程度不深，主要是练内功和打内战，是世界范围的最大赢家。此后二百年，法英两强成为世界主角。也正是此时，20世纪的两大巨人苏联和美国开始了萌动。

欧洲北方并非全是赢家，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德意志地区作为主战场，境遇最惨痛，人口削减一半，胜者不胜，败者更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萎缩，影响力大减。帝国名义上还存在，但内部各成员都要享有主权，原来三百多个松散的诸侯国一起变身为独立的邦国。此后，周边强国则尽可能地肢解瓜分这个老大帝国，或者找寻代理人划分势力范围。致使德意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因此而丧失了二百年的大好光阴。这种获利的套路与直接建立殖民地有些不同，后来在欧洲侵略亚洲、西方主导世界的过程中被反复运用。追根溯源，第一个试验品兼牺牲品居然是神圣罗马帝国。

古斯塔夫二世的努力和牺牲得到了回报，瑞典如愿以偿地控制了波罗的海地区，并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保持强国地位。但终因综合条件不足，难以长期保持优势，瑞典在18世纪初的大北方战争中败给俄国后，回归平淡。瑞典称霸不行，自保却没有问题，而且不处于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又无丰厚的自然资源，可以从此远离欧洲战火；对外交往和气生财、不树强敌，即使面对贫弱，也不盛气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羡煞多少在硝烟中挣扎的平民大众。

三十年战争被认为是欧洲最后一场宗教战争，教派范围基本得到固定。其后的战争中，宗教因素越来越弱，国家因素越来越强。在欧洲，宗教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变化过程很漫长。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提出，国家利益必须放在首位，为了国家利益，宗教派别及道德底线都可以放在一边。他的主张顺应了社会发展，在实践中逐渐被认可，其中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促成了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形成。主权国家不能是孤立的，只有在一群国家中，这一概念才有意义。另外，主权国家也不能是独大的，否则主权的概念难以形成，或者会被削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信教自由，国际间无论国家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也是该地区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欧洲实现政治统一非常困难。此后，单一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欧洲还因此形成了反对强权统一的观念。但现实是残酷的，这仅仅是观念，一旦出现强权，就会为争取利益而蹂躏观念。

现代欧洲宗教分布简图。

主权国家的概念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已有类似的雏形。其后罗马帝国一国独大，与古代中国一样，无所谓主权。基督教统领欧洲时期，上帝排名第一，国家至少在观念上是可有可无的。人的个体差别主要是宗教派别，宗教认同排在首位，国家认同排在次要地位。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兴起，“教随国定”的原则慢慢得到确认，导致个体的宗教身份转换巨大，派别对立日益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于是国家认同发挥的稳定作用开始彰显，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夺取宗教权力的进程加快，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典都是先行者。而对于欧洲整体来说，个体的国家认同逐渐超越宗教认同的重要时段，就出现在三十年战争中。

当时各方的雇佣军都常常收不到酬金，只能以战养战，烧杀淫掠，祸害当地百姓，哪怕同属一个教派。自从义务兵参战后，各方逐渐发现，由国家出面组建的义务兵，比花钱招募的杂牌雇佣兵战斗力要强。进而还发现，同一国家的民众比信仰同一教派的教徒，所能发挥的综合军事能力要强。而军事力量强大是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和捷径，在当时，瑞典就是楷模。欧洲发展到此，表明不仅是宗教理论，甚至连宗教认同对社会的影响都已经不复当年。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此后宗教在欧洲的政治意义越来越弱。与之相反，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后，国家认同得到强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被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主权国家越来越多，构成了新的欧洲。后来有了“西方世界”的概念，“基督教世界”可以仅指宗教。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依然浓厚。

三十年战争进行的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明亡清兴（1644）。与复杂的三十战争相比，过程很简单，中国完成了最后一次古代王朝的轮替。在此期间，欧洲引领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深化。最先来到中国的不是使团和枪炮，继商人和白银之后，还来过传教士和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