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利玛窦来中国工作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3.12

在罗马旅游，很容易为其两千多年的超长历史跨度而感到震撼。一座城市只要自然条件允许，可以长期存续，不过想一直保持较高的综合地位却很难。罗马城能够享有这份殊荣，得益于作为罗马帝国首都、天主教教廷以及意大利首都的无缝连接。简单比较，罗马城的地位在中国至少要分解成西安和北京两座城市，各代表一千年左右，中间还隔有一段五代和北宋的过渡期。在古代，虽然东西方远隔千山万水，但著名的都城之间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快捷的联系方式的。丝绸连起西安和罗马，传教士连起罗马和北京。

我在罗马囫囵吞枣式旅游时，根本没有想起利玛窦。直到离开后，闲暇时追想罗马和北京的关系，才想到此人。一查资料，有一处旅游点还真与利玛窦有关，就是圣依纳爵教堂。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是西班牙人，当过兵负过伤。后来刻苦钻研神学，据称在神迹异象的感召下，立志要当一名基督的精兵战士。面对新教的逼人态势，他坚决维护罗马教廷的神圣地位，反对新教。他以身作则，清苦修行，与志同道合者创办了耶稣会。耶稣会在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同时学习新知识，培养宗教精英，为天主教挽回不少名声。1540年耶稣会得到教皇认可，依纳爵去世后也被封圣。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新兴力量，各种组织曾经遍布世界多地，但因过于维护教廷的政治权威，试图恢复天主教的世俗权利，最终在君主们的压力下，于1773年被解散。后虽恢复，影响已大不如前。现在的圣依纳爵教堂附近，原来有一所罗马学院，是耶稣会士修行、学习、生活的地方。耶稣会士的整体素质在基督教世界非常高，并且意志坚强，利玛窦就是其中一员。

利玛窦（1552～1610）出生在距离罗马二百多公里的马尔凯区马切拉塔城，家境富裕。他先入读于耶稣会开办的中学，16岁来到罗马，入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预科；1571年正式加入耶稣会，后入罗马学院学习。1577年利玛窦获准赴东方传教，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一边传教一边学习。他的领导罗明坚（1543～1607）先到澳门，苦于中文难学，对传教不利，所以将更年轻好学的利玛窦招来中国。1582年利玛窦抵达澳门，1584年获准在肇庆居住。他的姓名中文直译应为玛提欧·利奇，跟许多现在来中国留学工作的外国人一样，利玛窦是他起的中国化名字。

自从海路打通之后，西方人直接来到东方已经很容易，传教士的积极性不亚于商人，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希望在亚洲建立天主教国家。除了耶稣会，也有其他教派遣员来华。中国对于外来宗教和僧侣并不排斥，有佛教等传入的先例，基督教可以等同视之，耶稣会士初来时就被认为是佛教的一支。因为多几个神仙在中国社会实在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基督教并不是初来乍到，只要不扯旗造反即可。对于必然导致的文化、宗教冲突，甚至引发教案，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一次极具新意，因为利玛窦等人不同于以往的职业僧侣。

利玛窦天资聪慧，不仅迅速掌握中文，还对中国的官场和文化有了一定了解。他深知，如果直接表露传教的目的或者过分强调一神论，那么他在中国的事业将立即结束。为了传教，利玛窦做了很多违反基督教规矩的事情：学习四书五经，留须蓄发，穿儒生服装，行中国礼仪，甚至让仆人称他为“老爷”。除了表面文章，利玛窦还尽力将宗教理论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试图把天主教儒家化。这些努力很有效，他从异域僧侣逐渐变身为“泰西儒士”，声望越来越大，结识的官员层级越来越高。活动地点也不断变化，从肇庆、韶关、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于1601年来到北京，直到去世被皇帝赐葬在北京。

利玛窦的曲线传教方法首先是保证他能在中国活动，所以仅从信教人数等指标来衡量，传教业绩并不突出。他希望通过与儒家经典结合来传播基督教，虽然招收徐光启等官员入教，但是形式远大于内容，后来的发展证明此路不通。利玛窦既没有佛教中达摩祖师、鸠摩罗什等人的地位和影响，也没有把中国皇帝感化为教徒，令基督教中国化。作为中西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能获得较高的历史地位和赞誉，主要是与宗教无关的科学原因。利玛窦也因此成为历史进程中，又一个目标与结果严重错位的典型代表。

左图利玛窦像，右图中译《几何原本》中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插图。

利玛窦在中国的敲门砖不是《圣经》，而是三棱镜、自鸣钟等令人感到新奇的物件。他以进贡的名义来到北京，众多贡品中万历皇帝非常喜爱自鸣钟。按照惯例，外国朝贡者不能常驻北京，礼部照章办事，多次奏请让利玛窦离京。负责给自鸣钟上弦的太监怕钟出毛病，不能修复，希望利玛窦留京。万历以荒政闻名，对礼部奏折不予理睬，因此利玛窦得以留下。

能够常留北京不能仅凭几样物件，利玛窦还带来了当时欧洲的科学知识，令徐光启、李之藻等一些官员大开眼界、为之着迷，深感其中的精妙之处是中国未有，于是倾情帮助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制作《坤舆万国全图》，并加入天主教。但是，更大量的靠儒家经典进阶的官员不需要上帝来指点迷津，“日三省吾身”等修身教条的执行更不需要向神父做忏悔，祭祖、纳妾等习俗也不能轻易放弃。只是求知乃人之天性，利玛窦的知识体系奇货可居，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目光、好学的人士，由此开西学东渐之始。

自1584年起，利玛窦绘制过多幅中文世界地图，1602年在李之藻的帮助下，制印《坤舆万国全图》，当时还没有发现澳洲。上图是后人以此图为底本，制作的一幅彩色版《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的科学知识都是在各种学校步步进级学习得来。罗马学院就设有算术、几何、地理、天文等学科，包括《几何原本》、实用算术、地球仪、古观测仪、行星论、透视画法、钟表等具体科目。除了必须以神学为总纲，很多神父掌握这些知识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否则无法正常工作。教会建立教会大学、创办耶稣会，也是改过自新、与时俱进的举措。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更大的背景是因为欧洲的知识结构在16世纪日新月异，教育制度向全社会渗透的步伐加快，其中大学教育广泛开花结果，所以知识型社会精英的比例大幅提升。古希腊的学术先驱们如果能穿越到16世纪，估计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成问题，更别说当老师了。

现代大学最早出现在11世纪末的意大利地区。博洛尼亚大学被公认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被尊称为“大学之母”，现在确定其建校时间是1088年。十字军东征前后，欧洲商业活动在萧条几个世纪之后迅猛发展。博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商业的繁荣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倍增。传统经院的神学不能应对这种局面，于是由各路商人组成的商业行会牵头，组织一些人探讨罗马法，为商业提供服务。随后，研究、教学活动应运而生，老师、学生循环往复，毕业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能有用武之地。进而欧洲各路人要想掌握最好的法律知识，就要到博洛尼亚来求学。

现代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校园风貌。哥白尼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天文学。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法令，承认博洛尼亚大学的特殊地位，此后学校、教师、学生的特权不断增加。至此，大学地位确立，与教会经院区别开来。另外12世纪，意大利南部萨莱诺大学的医学同样负有盛名，其诞生背景与博洛尼亚有些类似，因为这里气候宜人，利于康复，很早就建有医院，所以医生和病人较多，教学活动随之展开。

大学的诞生是欧洲中世纪后期重大的社会事件，跳跃式地继承了古希腊柏拉图等学园的教育传统。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创建于这个时期。早期大学的社会功能并不显山露水，很多方面受制于教会。但是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与经济活动较为密切，后来地方世俗权力也参与进来，这些都使教会越来越难以控制。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教学活动也愈发自由；而作为一种制度储备，一旦遭遇文艺复兴、大航海、宗教改革带来的社会变革，就会冲破以往的知识框架，丰富学科种类。知识大爆炸的结果是大学和毕业生数量爆发式增长，正向作用摧枯拉朽，与社会基础完美结合后推动社会全面加速发展。

回看中国，诸子百家创办私学和战国时期齐国建立稷下学宫，是中国教育制度民办与官办的早期雏形。此后历经两千多年，中国逐渐形成从私塾到书院的教育体系，为官后还可以入翰林院深造。仁义礼智，有教无类，曾经堪称完美。汉唐的官学吸引过众多异域学子，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与古希腊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也有几分相似。但是自宋朝后，强调理学，以学解四书五经为主，内容越来越窄；几大书院变成了儒学的水陆道场，带领整个汉文化区的学术水平整体陷入停滞。知识体系逐渐被限制成以经史子集为框架的固定套路，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代表。新学变为旧学非常正常，而旧学固化为死学，催生不出一颗新苗才是最恐怖的。反观欧洲，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新学不断涌现，由七艺扩至百科全书，门户大开，无所不包，没有最全，只有更全。

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和教育制度走向僵化，不过是社会发展走向僵化的又一个缩影。基础不发生变化，把“学术创新”“教育救国”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任何效果。中国在安逸感中搜罗已有，走向封闭；欧洲在好奇心下探求未知，走向开放。放眼世界历史，一旦经书成为社会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在为旧知识体系提前超度。结果，在东西方的一收一扩中，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最终被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取代。

左图：岳麓书院大门，对联为清嘉庆年间所撰。意思为只有楚地才是出人才的地方，而岳麓书院更是人才荟萃。上联出自《左转》，下联出自《论语》。右图：清末新学堂中上几何课，用辫子当圆规绘图。

利玛窦只是欧洲永续培养的千千万万个学子之一，后来的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等耶稣会士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普通的毕业生，成绩较为优秀而已。他们的到来对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却未能立即发挥巨大作用，因为面对一片死水，难起几波微澜。《几何原本》没有激活儒生的死脑筋，《坤舆万国全图》也没有改变天朝的世界观。利玛窦不是科学家，而并未超越利玛窦的徐光启、李之藻在中国却被认为是古代科学家。这种评价的差异反映了某个阶段东西方的差距。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精英的知识结构，直至清末，仍然徘徊在极低的水平。

各种新知识在中国的境遇大多是默默无闻，但是其中的历法部分却节外生枝，引发过一场公案。天文历法在中国被认为关乎社稷安危、王朝兴衰，容易产生不利的暗示谶语，所以一直被官方垄断，民间不得从事。康熙初年，官员杨光先上书斥责汤若望等人编纂的历书荒谬犯忌。辅政大臣鳌拜借机清除传教士的影响，汤若望在重病中去世，南怀仁入狱，多位通晓西学的汉人官员被斩杀，史称“康熙历狱”。旧历废止，杨光先等人编纂的新历并不好用，却百般狡辩，还妄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8年康熙主政，鳌拜倒台，南怀仁复出，在历法测算较量中击败对手，杨光先被革职判罚。

1666年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奇迹年，就在牛顿研究万有引力定律，为科学革命收尾的时候，利玛窦等人带来的科学知识第一次在中国遭受水土不服，同时也产生了第一批表现愚昧的伪爱国者。杨光先算得上是清末清流派及今天阴谋论的鼻祖，和其徒子徒孙共同上演了可笑、可悲、可恨的三部曲，绊脚石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比起后辈的遭遇，利玛窦是幸运的。他去世前后，一切都非常平静，还为欧洲传教士在北京争取到一块墓地，至清末已经安葬近百位传教士及相关人员。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墓园被毁，《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出资重修，还多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此后安葬人数猛增。新中国成立后，传教士离开中国，墓园中其他传教士的墓葬被迁出，仅保留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墓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识之士事先将三块墓碑埋在地下保护，后墓园再次被毁，1979年又得到修复。80年代，部分其他传教士的墓碑也陆续寻回重立。

折腾墓地是中国的传统，后面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利玛窦等人之墓被毁是由于宗教衍生的政治、文化原因，最后被复立主要是因为传播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用墓碑的存废来见证不同时期，中国对待西学东渐的态度变化，也是科学革命中，首批来到中国的欧洲毕业生利玛窦等人去世后发挥的余光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