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脱胎换骨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丁舟 2019-12-1514:06:36 评论 3,398 views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4.19

2008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主要讨论经济危机问题。20国集团成立于1999年，包括8国集团的成员国和11个重要新兴国家及欧盟，原来是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本意是协调世界经济活动。现在看来，20国集团正在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而且关注范围将逐渐从经济扩至政治、军事等方面。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版图，与一百多年前相比真是天翻地覆。其中亚洲的地位变化最大，中国更是重中之重。

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称雄世界，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岌岌可危。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此已有认识，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奏折中曾提出过“变局说”。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写道：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变局说只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述，危局说更为恰当。与以往各朝代末期，某些忠言只在中国框架内陈述利弊不同，李鸿章不仅上溯商周，而且连横世界，通盘考虑中国的困境，能有这种视角在当年极为不易。

危局之下，首当其冲的难点是处理对外事务，而其中一个最现实的难点，莫过于管理好与列强之间的往来账目。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还要用海关税收偿付对外赔款和借款，因此海关的地位凸显。海关是各国的重要部门，海关管理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清朝开埠后的海关效率低下，腐败另说，关键是缺乏专业人才。税收不见起色，管理混乱，清政府、外国列强和中外商人都不满意。政府经过权宜，被迫聘请外国人担当要职，来共同管理海关。

这种方式作为过渡未尝不可，之后理应迅速培养本国人才，实现替代。不想国人似乎无志于此，而且发现完全交给外国人管理效果极佳，他们的职业素养值得信赖，不仅税收额大幅增加，还能避免中国官场常见的弊端。尝到甜头之后，为改变众多通商口岸各自为政的局面，清政府于1861年成立总税务司署，设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首任是英国人李泰国，继任者是赫德（1835～1911）。

赫德生于北爱尔兰，1853年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综合素质、成绩及语言天赋被保送至英国外交部，随即被派往中国。赫德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仅迅速掌握中文，还学会了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技巧。1859年，赫德受李泰国之邀，辞去领事馆翻译职务，受聘于清政府，出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后调至北京，深得恭亲王奕䜣等重臣赏识。1863年李泰国因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被清政府革职。赫德接任，时年28岁。

一场脱胎换骨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赫德去世后，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前建有赫德铜像，1942年被日军拆毁熔化后制造子弹。

赫德一干就是45年，直到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9月病逝后，濒于灭亡的清王朝还不忘将代表极高荣誉的太子太保头衔追授给他。赫德受聘于清政府，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他将西方一整套先进的管理制度引入中国，把海关打造成晚清最有行政效率的部门；关税也成为清政府最有保障的财政来源，高峰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赫德大权在握，其成绩不限于海关税收。大清邮政、江南制造总局、北洋水师、新疆平乱、同文馆、留美幼童等影响中国近现代进程的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海关出资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培养新型人才不遗余力。不过，晚清时代特殊，列强在华攫取利益，赔款举债发生时，赫德不免在其中斡旋，因此也背负骂名。赫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反对列强的贪得无厌。在对中国的普遍唱衰声中，他曾在庚子事变后预言，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将是一个强国。

赫德去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的传统不变，四亿国人依然无人能够胜任。直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才结束了这段既屈辱又无奈的历史。

赫德来到中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大臣郭嵩焘去了一趟英国，却被国人骂得狗血喷头。

郭嵩焘（1818～1891）是湖南湘阴人，曾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过封疆大吏，1876年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正是这一任命，改变了郭嵩焘的命运，也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不过这趟公干的目的并不风光，是去向英国政府道歉，起因是一桩命案。

1875年初，英国探险队在中国西南勘察地形，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腾冲附近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被打死。在洋人大于天的年代，这样的命案都是外国抢夺各种利益的最佳借口。1876年，中英两国签订《烟台条约》。除了常见的内容外，英国要求清政府派高级官员带国书前往英国道歉，而清政府也想借此时机向英国派遣常驻公使，试图解决这一被困扰多年的外交顽疾。不过对于已经习惯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难题，难点不是国家又添新辱，而是派谁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做一个廉价的口头爱国者非常容易，而做一个能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牺牲个人名利者却很难。派员道歉的消息一出，舆情激愤，视之为比割地赔款更严重的奇耻大辱，搞得没有官员敢接差，结果重任落在了郭嵩焘身上。他起初欣然领命，随即全国骂声骤起。北京有人作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上联词语摘自《孟子》，下联摘自《论语》，“去”是离开的意思。重压之下，郭嵩焘开始犹豫推脱，最终在慈禧太后的劝说下才决定成行。

郭嵩焘异于常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出国看看。他清楚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深感不了解外国情况的害处，而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出国考察。他对内的职务是钦差大臣，保留中国特色；对外是驻英国公使，后来还兼任驻法国公使，开中国外交史之先河。郭嵩焘1876年年底出发，1879年初回国，历时两年有余，行程数万里。他去程时坐英国轮船，一路被迫欣赏日不落帝国的领地和国威；到达英国后，发现道歉是一桩不受人关注的小事，草草完结。在英期间，郭嵩焘的观察没有只流连于先进的技术，而是上升到制度和文化层面。君主立宪、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国际外交、歌剧、舞会、服饰、餐饮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不一而足。

一场脱胎换骨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878年6月巴黎世博会官方画报的封面图片，报导郭嵩焘作为驻法公使，参观巴黎世博会。

郭嵩焘的行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一次探险，其境界和勇气堪比西汉时凿空西域的张骞；无奈碰上一个衰败的时代，其心境比张骞还艰辛百倍，更无法与日本的福泽谕吉相比。不过有了他开创的事业，继任者曾纪泽等人的日子好过许多，国内也渐渐明白了驻外使馆为何物。但是郭嵩焘自己的命运注定没有好结果，他认为“这些洋夷也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等观点等于给自己戴上了汉奸的帽子，出访西洋更是勾通洋人的铁证。回国后，他都没敢赴京述职，而是称病直接回到家乡，此后再未被朝廷启用。1891年，郭嵩焘在寂寞中去世，李鸿章等人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最终在清流派的压力下，被朝廷否决。郭嵩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倒是自信满满。晚年面对舆论的凄风冷雨、家乡的世态炎凉，他不为所动，依然著书立说，评论国事洋务，并曾诗云：“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赫德和郭嵩焘，一洋一中，是中国近代早期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代表；一宠一辱，可不是什么常说的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二人的境遇其实是清末焦点之争洋务运动的延伸，折射出大变局时代的诸多困境、矛盾及希望。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咸丰皇帝率众逃至承德避暑山庄。1861年初，恭亲王奕䜣等人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遂开始了自上而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另外一条脉络是在扑灭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曾邀请过洋人充当雇佣军，见识了西式武器的厉害，遂产生了自己制造现代武器、增强军力的想法。1861年底，曾国藩首先在安庆建立了名为“内军械所”的军工厂，任用知晓西学的徐寿、华蘅芳等人开始技术攻关。

洋务运动内容广泛，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办制造局、招商局、矿务局及新式学堂等等。这些新生事物要植入当时不适宜生存的环境，过程之艰难不言而喻。除了硬件的薄弱，另外还要遭受无知之人的责难。一些人高举义利之分的大旗，大呼“天不变，道亦不变”，形成了满口仁义道德的清流派。洋人做得，国人做不得，强调自己永远正确，与洋务派为敌。清流派一贯排外，为了反对而反对，以此掩饰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国家相对安稳时，清流派无招胜有招，引经据典、头头是道，遇到危机时，则噤若寒蝉、毫无担当，逃得比兔子还快。他们对实干一窍不通，似乎只要用圣言祖训、爱国为民做挡箭牌，其他言行就可以免责。清流误国绝非戏言，至今余孽犹在。

通常认为洋务运动止于1894年的甲午战败，因为战争失败，所以洋务运动也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这样的认识有些偏颇。一场运动可以有人为的时限，但诸多影响很难用时间限定。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山之作，对此不妨扩展视野，去关注一些更有持久性的内容。其中上海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最具有代表性。

古时的上海地区因处于长江口，河海交汇，尽是滩地，开发困难，在中国沿海算不上一块好地方。唐朝天宝年间才设立华亭县，有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元朝1277年时，升格为松江府（松江是黄浦江支流吴淞江的古称），府衙在今上海市松江区。1292年，华亭县东北五乡设立为上海县，主要地区为今天的浦西，当时不过是内陆边缘的一个弹丸之地。“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的过程，转折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转身面向海洋，从此乌鸡变凤凰。洋人纷至沓来，租界遍地开花。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随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上海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内地的各色人等来这里开眼界、讨生活、创事业，为百余年后的大上海做铺垫。以上海为代表，沿海经济带崛起的同时，宣告了大运河经济带的衰落。

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作为变局的引领者不能只靠这些内容来保持生命力。1865年，经过多年筹备、精简合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该局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型“国企”，主攻方向是仿制西式武器。但由于缺少配套的其他社会资源，所以炼铁炼钢等基础项目也要亲力亲为，甚至还设有翻译馆这样的学术出版机构。

一场脱胎换骨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宣统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的炮厂炮房。

除枪炮弹药外，制造总局的最大成就是制造兵船。从木壳到铁甲，从蒸汽机外购到自造，一步步蹒跚前行，雄心壮志是打造一支现代海军。但现实非常苦涩，制造总局制造的舰船质次价高难堪大用；李鸿章转而采取购买策略，打造了北洋水师。甲午一役，清军惨败。加之此前以马尾船厂为班底打造的福建水师在马江海战中惨败，师夷长技最终还是被夷制。清流派欣喜若狂，攻击洋务派更是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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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中国第一艘木质明轮兵船恬吉号（后为避光绪名讳，改为惠吉号）示意图。该船的蒸汽机为外购，船长59米，排水量600吨，1868年9月下水。

自己制造，起点低、成本高；向外购买，最先进的别人不卖，还长期受制于人。这组矛盾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没有点点滴滴的积累只能在原地踏步。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是江南制造总局并没有关门，而且成为日后各方兵家必争之地，招贤纳士之所。1905年分出的江南造船厂倍受青睐，新中国的造船业就是以此为基础，慢慢成长起来的。

洋务运动是最艰难的一步，也是必须肯定的一步，毕竟从零起步了。不过当时中国落后得太多，而领先的国家还在一路狂飙。中国人刚刚学习游泳，别人已经尝试翱翔。1903年12月，美国的莱特兄弟驾驶飞机，试飞成功。中国人望洋兴叹之余，只能再仰天长叹。

面对变局之困难，清末民初众多学者都有深入思考，其中梁启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第一期感觉器物（技术）不足，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第二期感觉制度不足，于是有了变法维新；第三期感觉文化不足，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视角看上去有些道理，实则有一定的误区，并且造成后来很多人只热衷于思考制度与文化的话题，而贬低或排斥技术的基础作用。殊不知，没有技术差距形成的冲击，不先谋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度与文化怎么可能有改变的动力？即使有人能独具慧眼看深一层，去了解科学为何物，但如果没有技术的配合，科学对于行将就木的社会也仅仅是一种无关痛痒的知识，又怎能指望在技术的沙漠中瞬间建成科学的绿洲？

中国到底遇见了什么强敌，让国人如此备受煎熬，以至于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甚至人种都发生了怀疑，而且还被蔑称为“东亚病夫”，遭受各种奚落嘲笑？双方文化冲突、外敌侵略成性、自身腐朽无能等原因可以适用于很多历史场景，但是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在近现代史中，为什么常常陷入进退失据、宽严皆误的尴尬局面。

危局从表面看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而本质却是如朝阳东升的工业文明对如日薄西山的农业文明的替代。这是一个老庄孔孟和佛祖都不知道的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找不到任何的救命稻草与之抗衡。面对工业文明的强势，农业文明的能力只能归零。当工业文明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农业文明才被迫转型，而初期难免手忙脚乱，看上去怎么做都不对。其中文化的差异尚可勉力应付，可是面对坚船利炮却一筹莫展。痛苦是因为要改变对农业文明的路径依赖，强制转向工业文明，也就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工业文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一蹴而就，英法德美日俄也一样。社会都要经历一个半农业半工业的时期，所用时间长短依各种条件而定。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踏上变局之路，没有捷径可走。何况先行者的优势还会对后来者造成抑制，令后来者的后发劣势在阶段性愈发凸显，延长了痛苦期。清末没有扩张的动力和能力，不能以战养战，投资工业的阶段性表现是多损耗、少收益。中国只能历经炮火的摧残、现代战争的锤炼，才能在阵痛以后觉醒，在废墟上重新崛起。危局延续的时段不限于清末，危局的范围也不只是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要同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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