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缩水成土耳其共和国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5.3

在希腊旅游的主要禁忌是有关土耳其的话题，非常敏感，外乡客不便表态。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统治约四百年，可是除了希腊独立时期带出的一些信息外，在我的旅游过程中，很难看到奥斯曼留下的痕迹。也许是我所知有限，但也不排除被刻意掩盖和消除的可能性。

奥斯曼帝国作为老大帝国之一，能够存活到20世纪初，几乎是个奇迹。它的稳定时期比历史上该地区的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都长久，但随着时间推移，各种弊病逐渐显现。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奥斯曼帝国并非无动于衷。不过与清王朝一样，在僵化、停滞中一直保持着自大的心态，行动迟缓，直到希腊独立，才被强烈震动了一次。同一时期，原来的附属国埃及出现了一位强权人物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他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进攻西亚，威胁伊斯坦布尔，有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势。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785～1839）四方求援，俄国趁机出兵驻扎，保护中带着威胁。请神容易送神难，奥斯曼只能靠签署屈辱的条约，出让利益，来换取安宁。

一系列打击过后，奥斯曼变革的步伐被迫加快。马哈茂德二世在位后期，开始了一场名为“坦齐马特”的运动。坦齐马特的突厥语意思就是改革整顿，主要采纳了英法两国的建议。马哈茂德因病去世，壮志未酬，但是改革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继任者在一群大臣的辅佐下向西欧强国学习，继续推进改革。改革措施涉及宗教、政治、军事、商业、教育、新闻等诸多方面，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更全面和深入。坦齐马特运动给奥斯曼带来了新气象，尽管名义上没有违背《古兰经》的祖训，但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切割。至1876年底，颁布宪法、设立议会，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其间最大的战果是1856年在英法的帮助下，击败俄国，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现代化的战争中，英法联军使用了线膛枪、蒸汽船、铁路、电报等先进武器和设备，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奥斯曼眼界大开，决心奋力追赶。

但是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就像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甚至比洋务运动的效果还差，坦齐马特并没有把社会各个方面凝聚成坚固的整体，相反，造成了列强干涉获利、各种民族主义泛滥、地方权力扩张。中央集权遭到破坏后，国家反而变得更加松散了。为了保住帝国的生命，奥斯曼开始调整政策。

苏丹哈米德二世（1842～1918）于1876年继位。1878年，他借口国家危机，宣布议会休会，这一休就是三十年。奥斯曼虽未宣布废除宪法，但却恢复了君主专制，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带来了更大的乱局。对于英法两国的“帮助”，奥斯曼体会最深：被帮助越多，失去也就越多；另外，对于俄国的反扑，宪政、议会根本就是无能的摆设。面对困局，奥斯曼决定另外拜师学艺。此前奥斯曼主要是学习法国，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利令其形象受损，此后德国的形象在奥斯曼精英中变得愈发伟岸。普鲁士的崛起之路很有感染力，于是两国的合作逐渐增多。

在哈米德的统治下，奥斯曼有进步，也有失败，但一晃三十年，依然没有给帝国带来根本的转变。民众的不满情绪积累后爆发，这次乱局发生在帝国的核心区，是由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类似于中国清末的众多革命党，奥斯曼也有很多这样抱有雄心壮志的政党，内外结合，伺机而动。青年土耳其党成立于1889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恢复宪法，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该党吸纳了众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海外流亡者，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入了军队。1908年，从兵变到政变，革命势如破竹，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并于次年废黜了哈米德二世，另立穆罕默德五世为新苏丹。

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民众上街示威，反对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

宪法生效了，议会开会了，选举进行了。热闹过后，乱局又来了。1911年，奥斯曼与意大利在北非开战，因鞭长莫及，失利后失去了利比亚。那个强大的奥斯曼总是离现实越来越远，操纵政局的青年土耳其党饱受非议。1912年7月，该党被迫以退为进，内阁总辞，自由派上台。但是同年10月，先于一战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又令奥斯曼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欧洲领土。次年1月，青年土耳其党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夺回政权。不久建立了以恩维尔（1881～1922）为首的三人军事寡头政治，采取高压政策，推行奥斯曼的民族主义，对外奉行亲德政策。

与德国靠近，再加上希望通过战争夺回失地，奥斯曼在一战中加入了同盟国一方。随着战争结束，作为战败国，奥斯曼失去了谈判的资本，疆域内的很多地区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在列强的干预下独立建国。奥斯曼帝国踏上了穷途末路，领土仅剩下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一小部。1920年被迫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卡住了国家的咽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家的走向成了未知数。

面对奥斯曼的衰落，希腊看到了扩张的机会，借口基于民族和历史原因，对小亚细亚西部提出领土要求；并在协约国的协助下，于1919年跨过爱琴海，引燃战火。奥斯曼人大梦初醒，感到国家危殆，奋起反击。一群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被推到潮头，领袖是凯末尔（1881～1938）。

凯末尔出生于现在属于希腊的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父亲是位木材商。非常幸运，父亲没有将凯末尔送进宗教学校，而是在世俗学校学习。凯末尔从小酷爱军事，决心从军。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一路在已经基本西化的军校学习，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凯末尔曾加入青年土耳其党，几年后脱离，专注于成为一名职业军官。一战中，虽然奥斯曼最后战败，但凯末尔却展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获得极高声望。此次希腊入侵，凯末尔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忍辱负重，既要周旋于旧体制之中，又要统领军队作战，终于在1922年取得胜利，将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如果说中国离苏俄很近，那么奥斯曼离苏俄更近。侵略是它，驰援也是它。希腊背后有英法支持，而依照奥斯曼当时自身的实力很难取胜。危急时刻，历史的宿敌、新诞生的巨人苏维埃俄国向奥斯曼伸出了援手，其战略目的是保证国家西南方向的安全。1921年3月，奥斯曼土耳其与新成立的苏俄政权在莫斯科签订了《俄土友好条约》，两国关系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该条约体现出双方平等互惠的原则。在条约中，苏联政府完全放弃了以往强加在奥斯曼身上的所有不平等条款，还免除了它欠沙俄的一切债务。

凯末尔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既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又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少有狂妄自大和被胜利冲昏头脑后的举动。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凯末尔出任总统。他总揽军政大权，独断专行，镇压反抗势力，推进世俗改革，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以及伊斯兰宗教法律和宗教经院、学校，埋葬了六百余年的奥斯曼王朝。其他方面的改革还包括废除一夫多妻制、提高妇女地位，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等等。凯末尔将土耳其引向现代化，功勋卓著，因此被尊为“国父”。

凯末尔

1922年11月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离开土耳其，皇室成员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这种处理方式介于苏联和中国之间。

在国际方面，凯末尔为土耳其赢得了安全空间。他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进行人口互换：希腊领土上的穆斯林迁至土耳其，土耳其领土上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迁至希腊，将最大的隐患排除。凯末尔放弃了恢复奥斯曼帝国疆域的想法，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奥斯曼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扩张违背民族意愿，会带来伤害，主张国家应保持在自然合理的范围中；坚持与邻国和睦相处，排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减少与伊斯兰兄弟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化的世俗社会。面对欧洲各派强国，凯末尔采取中庸政策，避免把土耳其拖入极端战争。沿着凯末尔制定的道路，土耳其平稳发展，在二战中努力保持中立，避免了战火摧残，虽然无法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却再没有给国家引来新的灾难。

凯末尔是落后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中的优秀典范，瑕不掩瑜，个人因素和国家条件的结合，促成了最终的结果。与中国历史相比，他相当于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六合一：苦撑变局、改朝换代、建立共和、抵抗外侮、统一国家、改革开放等重要章节，凯末尔都曾亲历。奥斯曼帝国缩水为土耳其共和国，许多问题化繁为简、化大为小，取得成绩相对容易。由于历史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的形成是该地区的异数，解体后不可逆转。中国的特别之处是可以复原，相应的困难是人口多、面积大，问题更为复杂，所以多用些时间、多几代人努力也情有可原。

凯末尔堪称楷模，对于很多落后国家从旧到新的转型过程，其功绩极有借鉴意义，但也不必过于神话。他只是拯救了土耳其，并没能挽救奥斯曼。由于曾经深受国际动荡的伤害，凯末尔建国后奉行“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标榜独立自主，继任者虽也遵照执行，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土耳其能接受苏联的援助，却没有接受苏联的道路，反之，背后虽然让英法捅了刀子，但转过身又可以和睦相处。不仅如此，土耳其还留有浓厚的德国情结。二战前，土耳其在三方之间搞平衡；二战初期，宣布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奉行中立政策，结果却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几日，与德国签订了《土德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中规定土耳其向德国提供重要的战略原料铜、铬等矿石，封锁黑海海峡，禁止美、英援助苏联的军事物资通过。这令苏联大为恼火，并对土耳其在二战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宣布对德宣战的举动嗤之以鼻，也不愿理解土耳其的苦衷。面对苏联的强势，以及暗中资助土耳其共产党制造混乱的行为，土耳其三百年的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国内反苏反共情绪高涨。此时美国出手援助，土耳其决定倒向西方阵营。为获取美国的信任，1950年，土耳其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同年底宣布国内的共产党为非法政党，最终于1952年如愿加入北约，获得了保护伞。斯大林时期对土耳其的高压效果适得其反，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转变政策，再次向土耳其伸出了橄榄枝。土耳其起初无心理会，但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土耳其也看清了美国的意图，知道原来自己不过是一枚可以被随便交换的棋子。另外，塞浦路斯内部希土两族1963年发生流血冲突，美国明显偏袒希腊。苏联虽说是心头大患，但希腊却是切肤之痛。于是土苏关系缓和，土耳其尽管身在北约，却不愿再做单选题。

1950年11月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击败土耳其旅，将俘虏押下战场。

能得到美苏的共同青睐，并且可以游离其间，土耳其似乎可以过得很滋润。但实际上，由于战略核武器的出现，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与过去相比在下降，美苏可以同时重视它也可以同时轻视它。打铁还需自身硬，但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顺畅。与周围国家相比，一边是欧洲，富得流油；一边是阿拉伯产油国，更富得流油。土耳其自认为是身在亚洲的欧洲国家，经常想起当年奥斯曼帝国的雄威，泛突厥主义不时显露。它在伊斯兰世界想有所担当，却缺乏实力，经济起起伏伏，贪污腐败不断，民主制度一波三折，宗教、民族问题剪不断理还乱，代表世俗势力的军人政府被迫几度上台。土耳其与邻国关系复杂：它防范着苏联，其他阿拉伯国家又防范着它，与宿敌希腊的冲突也是定时发作。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也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抵，宗教势力回潮，世俗力量减弱，凯末尔留下的成果还在，但是国家好像失去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的国家走势与中国有很高的相似度，大量内容相似到几乎可以置换。审视奥斯曼土耳其，对于中国认识自己，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被称为“欧洲病夫”。两个病夫不可谓不努力，但是所有的努力并不能实现华丽转身。激进与保守交锋、改革与守成轮替、内忧与外患叠加，总结经验似乎都很容易，而摆脱危局却一直都很困难。在思想领域，既有人全面否定自身，主张彻底西化；也有人誓死捍卫传统，认为欧洲的一切成就都源于奥斯曼或中国悠久的优秀文化。这两种极端串起了各种各样的中间派。

两国最大的不同是奥斯曼瘦身成土耳其，从一个大国退居成一个中等国家，主导权已经不在自己手中。不像中国，维持住了一个大国的体量，可以保持特立独行。至于原因，奥斯曼与其宿敌苏俄可谓是同病相怜，大疆域、多民族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长期矛盾。苏联都不能凭借超强的军事优势保持国家统一，身为前辈的奥斯曼帝国更是早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所以一百多年来，连续遭受各方打击，领土逐渐萎缩也是必然结果。要再论奥斯曼与苏俄的不同，结果跟中国的不同是一样的，那就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

国家命途多舛，本是自家之事，但是奥斯曼帝国消失后，伊斯兰世界从此再无大国。而对于一个硕大的文化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大国坐镇，在工业文明时代，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