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文明和文化的关系

丁舟 2019-12-2211:51:50 评论 1,377 views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5.25

2008年12月28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27～2008）去世。两天之前，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展开“铸铅行动”，以巴战火再起。两件事合在一起，“文明冲突论”又被各界回味了一次。

文明冲突论于1993年提出，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极大争议。“9.11”恐怖袭击之后，书中预言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被证实，于是在反恐战争进行的同时，该观点被热炒。文明冲突论会给所有对世界未来心存和平愿景的人当头一棒，因为依照其理论，希望用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来制止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无疑是一种梦呓。但是世人对此高论也不必太当真，因为文明冲突论不过是血统论、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升级版，可以开玩笑地说，它们都源于投胎冲突论。较为少见的是亨廷顿在论述中表露出了对西方文明衰落的担忧，并不像此前很多西方学者那样感觉良好。

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是社会复杂化后人们的一种偏好，并为此创造了很多所谓的高深理论。而当新时代一来，这些理论往往会被抛弃，文明冲突论也是如此。人类从原始的木石互攻，到今天的核武相向，虽然个体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所有的群体冲突，追根溯源都是在争夺利益，为了生存而竞争。有时候不方便直接表达，论述会委婉一些。各种理论、观点、思想、主义围着等级、宗教、民族、国家绕来绕去，刻意隐藏争夺利益的起始身影，将自身置于道德高地，目的还是如何才能更有利于争夺利益。文明冲突论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它的产生却是将利益冲突高度复杂化后的结果。这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数一数世界上有多少种文明，不仅是现存的文明，还包括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文明。

细数文明的集大成者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他在著作《历史研究》中，通过浩繁的资料，细致研究全人类的兴衰史，其中文明分类是其论述的一个重要基础。汤因比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开始至今，主要的、次要的，消失的、现存的，林林总总，数出几十种。不过由于太过琐碎，也有滥用文明之嫌。

厘清文明和文化的关系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1972年出版）中归纳的各种文明。

人们热衷于划分文明的同时，将文明和文化混用更为常见，于是出现了大量以文明和文化作为后缀的词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四大文明、大河文明、海洋文明、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美国文明等等。以上部分词组中的文明可以用文化替代，又能形成一系列词组。文明和文化的词义有交集，容易产生混乱。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是否相同？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又各指哪些内容？以上词组单独使用时好像没有异议，如果同时出现，不免要撞车。

文明和文化这对词内涵极为丰富，不断变化、深化，很难严格定义。其他各种意思，如“讲文明”“没文化”等等不在此论述。仅以上文所举概念为例，经过细分可以看出，前四个词组具有时段特征，其他词组均有地域特征。据此，为了论述方便，可以做出一种划分，用文明来指人类社会总体发展不同时段的共同特征，用文化来指世界不同地域的特色。如此一来，上面所举除了保留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外，其他词组均可称为“某某文化”。这样的划分有助于避免一些歧义。比如常说“近代西方文明（或文化）对中国文明（或文化）的影响”，表述看似清楚，其实非常混乱。实际要表述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1.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影响，2.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文明的归文明，文化的归文化，厘清共性和个性之后，再来综合分析，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如果以出现文字、城市等作为标志，在习惯上保留对人类早期文明地区或文明古国的表述，那么不妨以亚历山大东征、张骞出使西域，欧亚大陆东西交往被打通为一个约略时点，之后以地域划分的都称为文化，而不用文明，以免混淆。因为一旦开始接触、交流、融合，共性和个性必然区分，统一和独立必然彰显。此后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地域特征明显的“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更宜用“文化”表述。其实这样划分还是略显繁琐，不妨将局部或地域的属性彻底排除在文明之外，文明古国换成文化古国，并将文明的概念在时限上扩展至人类的诞生之日，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顺序来总括人类已有的历史。

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文化一目了然，饮食、服饰、艺术、习俗等等都是文化中常见的内容。而文明包括哪些内容，则见仁见智。科学绝对没有地域和左右之分，肯定入围；技术经常会表现出因地制宜的一面，但其核心原理和功效标准在全世界是一致的，也肯定入围；商业和军事在全球化的今天，理应归入文明，不过一致性不如科学和技术那么明显。至于政治和道德，恐怕争议最大，现阶段还是归入文化为宜，但是未来升级为文明的可能性极大。要彻底厘清文明和文化的内容可能很困难，标准也在变化之中。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有没有饭吃是文明的内容，喜欢吃馒头还是喜欢吃米饭是文化的内容。总之，文明和文化的关系是既共生共存，又求同存异，求文明之同，存文化之异。

文明有强弱、分层级、能量化、可定性，线性向上，通常不可逆；即使回落，也能很快恢复。这些特征都是因为技术因素在文明中的分量最重，所以新文明与旧文明比较，优劣明显、高下立判，以新代旧，顺理成章。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对古代文明都是如此。常说的文化强弱不过是文明强弱的延伸，其核心还是技术的强弱。文化有荣枯兴衰，独立性极强，各地的主流文化都要以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文化差异因自然环境差异而产生，彼此之间不易简单比较优劣，但可以比较异同。只将两种文化进行对比，结论难免狭隘，如果多选取样本，结论会更清晰。

只有以文明的背景和标准为基础，文化优劣的比较才有意义，否则就会陷入口水战。一种是自身文化的纵向比较，另一种是彼此文化的横向比较，得出的优劣判断最终都会指向文明的优劣。而在同等文明水平下，一般很难得出文化优劣的判断。在与文明的关系上，文化可分为三种。1.对文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文化，也可称为先进文化、新文化；2.与文明发展不抵触、可以和平相处的文化；3.对文明发展有阻碍作用的文化，也可称为落后文化、旧文化。文化要随着文明的变化而变化。新文明必定孕育新文化，并改造和替代原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旧文化，例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历史的连续性及个体差异，落后文化很难快速全部消亡，还会在较长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少量存留，或者当做文化遗产被请进博物馆。常说的同化，实际依靠的是文明的力量，而非文化的力量。没有文明的进步，落后文化很难仅靠强权被淘汰，只要其生存的土壤还在，就会复生。立足于文化差异，希望通过取长补短来促进社会进步，根本无望。只有立足于文明的差距，才有希望。接受或拒绝异域文化，可以凭喜好做决定；但是新文明不管如何被拒绝，迟早都要进来。文明和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明不能被改造，相对论就是相对论，原子弹就是原子弹；而文化会被改造，本土化时间越久，离原貌越远。

常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很成问题，至少将那些已被历史淘汰的内容都给忽略了，不知是否还可以据此引出“越是国家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不论民族或国家，乃至各种宗教，都属于地域性很强的文化分类，哪怕挂上“世界”的名头。凭借文化的内容希望实现一统，无论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结果都是徒劳的。因为所有独立的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来说都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排他性，会形成文化隔离，越是自己的，就越不是世界的。而异地所能接受的文化内容，只是一些具有共性可以互通或更先进的部分，不可能做到全盘接受。

文明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梳理得较为清晰，而各地文化的纯与不纯、独与不独、断与不断，则很难做出严谨的论述。以现在全球化的历史视野来概括，可以将文明和文化都视为动态的概念，一直都在进化。固定不变的传统文化并不存在，不过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变化缓慢而已。在全球化没有深化的时期，文化的概念弹性很大，借文化复古之名、行文明创新之实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对于全人类来说，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文化多元要以文明一元为基础，各地的文化认同不能长期偏离整体的文明认同，不普世的文化要遵从普世的文明。例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某地会出现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但如果不以一元文明为基础和底线，则多元文化间的对抗不可避免。反之，多元文化才能相安无事，进行融合。文明的一元性，体现在普世科学、普世技术、普世商业、普世军事、普世政治的层层递进中，并力求共同实现普世价值和共同塑造普世道德，文化的多元性则贯穿其中。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和文化的关系其实也是人类社会中，整体和个体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

借用生物学中基因的概念，文明和文化在传承中都会形成各自的遗传基因。在文明和文化的互动中，文明占有强势地位，甚至将文化纳入文明的大范畴也未尝不可。没有文明的硬实力，所谓文化的软实力只能是他人眼中的新玩物。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各地的旧文化均受到强烈冲击；为迎接工业文明，旧文化被迫做出改变，在新文明和旧文化的混合作用下形成新文化。西方占得先机，文化改变主动性强，所受痛苦小。中国等落后国家，在工业文明的重压下，曾经备受煎熬；同时面对繁荣的西方新文化，难免自惭形秽。中国在21世纪初终于熬出了头，文明的程度虽未领先，但至少已经可以平视四周；文化经过改造后，自卑感渐渐消失，自豪感又油然而生。现在西方社会遭遇的某些困难，主要原因是新兴国家通过文明进步，拉近了与西方在文明上的差距，削弱了西方的优势，也导致西方文化不再高高在上。类似的一幕在历史中上演过无数次，对于西方而言，这是局部的失利；但对于全人类而言，却是巨大的进步。因为更优秀的文明基因得到了广泛传播，从长远来看，必然会淘汰掉那些落后的文化基因。

面对新文明的冲击，对旧文化的眷恋会令很多人痛苦不堪。1927年夏天，学者王国维投湖自尽，为中国传统文化殉道。他的朋友，另一位学者陈寅恪在挽词中写道：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文化的衰落只是表象，文明的进步及对旧文化的改造才是本质。怀旧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寄情过深，并采取各种激烈的行为对抗和拒绝新文明，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给旧文化陪葬。

不过，在每个科技重大进步、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新文明的大潮涌起，总会同时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于是总会有人又回头返祖，在旧文化中寻找解决之道。思想寻根，文艺抒怀，对各种曾经倒下的神灵重新膜拜，续写旧文化与新文明这对历史冤家再胶着、再分离的老故事。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令所有人满意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每代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新文明不可能迅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新社会也不可能迅速摆脱对所有旧文化的依赖。面对这种现象，不由得令人想起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在小说《双城记》开篇中的一段描述。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愚昧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期，那是怀疑一切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人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或者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小说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英国，双城是指巴黎和伦敦，而写作的时间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前期。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社会变化天翻地覆。那是一个进步、剧变、重构的时代，所以才会引发作者借助历史题材，做出如此强烈的对比。狄更斯不愧为大文豪，细品之下，感觉这段话居然适用于所有的时代，好像直达灵魂深处，魅力无穷。但是这种“都适用”只是文学的魅力，除了抒情并不实用。好在人类不仅有文学，更有科学。就在1859年《双城记》出版的同一年，在同一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出版了。该书的结尾在诗情画意中赞美了大自然中生命的进化，最后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