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述史和凿空探险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1.21

2009年12月14日，中国至中亚天然气管道贯通仪式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的某工厂举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及中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很简单，项目意义却很重大，有评论指是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之举。

“丝绸之路”一词首先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原指中国汉朝穿过新疆、中亚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此后通过进一步考证，将路线延伸到小亚细亚。现在距离最长的丝绸之路是指从西安到罗马，不仅路线越来越复杂，而且范围扩大。历史的跨度被延续至今，将来定义为从东京到伦敦也未可知。不过丝绸之路可能并不是早期人类进入中国地区的路线，印度-缅甸-云南-四川一线湿热的气候更适合他们在迁徙中生存。

通过交通路线实现人员流动，是人类维持交往的必要手段。在古代，商人是人员流动最频繁的群体，战争时期则多为军士。人员流动不仅带来利润和战果，同时还带来新信息。士兵战事辛苦，文化水平低，传递信息的效果较差。商人要好很多，闲暇时间可以多逛逛、多看看，总有新发现。商人游历要以经商为主，但也有个别另类以经商为辅，主要目的是到处游走，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记录整理，最终成文，得以流传。在这方面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是代表。

希罗多德留下史学巨著《历史》，在西方被誉为“历史之父”。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海岸波斯统治下的一座古希腊城市，家境殷实。希罗多德从小勤奋好学，酷爱史诗，后因家庭卷入政治斗争，被迫离开家乡。大概从30岁起，他开始了一次地域广泛的游历。他向北走到黑海北岸，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翻山越岭，跨河渡海，他的足迹踏遍东地中海周边的主要地区。每到一地，希罗多德就去古迹名胜游览凭吊，同时考察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并记录感想。他还喜欢听当地人讲述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对于自己不能到达的地方，也尽可能找人了解。在雅典期间，他和伯利克里等名人有交往，详实记述了希波战争。整个游历过程中，他也行商贩货以维持生计。希罗多德最后来到雅典人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图里，完成写作。从作品推断，他的游历可能将近十年。利用如此长的时间积累资料、完成著述，对于古人来说并不容易，也许商人的身份对其有重大帮助。

希罗多德

司马迁

晚于希罗多德三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87）也有类似的经历。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久居长安，博览群书。20多岁时，为增强阅历和见闻，用两年时间游历四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他到浙江会稽探访大禹，到长沙汨罗江凭吊屈原，到山东曲阜追忆孔子，到江苏徐州了解刘邦。回长安升官后，还奉命到过四川和云南。其余大部分时间，主要在长安及周边活动。司马迁用十余年时间写完《史记》后，很快就辞世了。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地位极高，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同为人类瑰宝。虽然两人还不能摆脱以自身地域为中心，俯视周边的姿态，但是已经具有一些文化平等、独立的意识，不因敌我、强弱、贫富等因素而过度贬低对方。这点难能可贵，非常符合现代潮流。两人的通病则是因时代局限、资料缺乏，免不了加入很多传说和文学色彩，治史难以做到严谨，至班固和修昔底德方得到改进。

两人也有很多不同点，比如一个为民，游历时间长；一个为官，游历时间短等等。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论以当时或今天的眼光看，希罗多德是国际游，而司马迁是国内游。也就是说，希罗多德去了不同的国家，而司马迁只是去了不同的郡县。这不能怪司马迁，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春秋时期。当时汉朝的疆域很大，即使他的游历范围再扩大，也难出此圈。希罗多德正好相反，走出家乡就算出国，跟现在的迷你小国一样，每换一地都是新政权。由此看出，两位史学泰斗在命运之初就确立了不同的视野，由此折射出的差异不能用目光短浅或远大来简单概括。

除了商人和军士，僧侣和使节也是传递信息的群体。能够远行的僧侣多是信仰执着的人，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缺点是记录难免神神叨叨。使节在政治实体间传递信息，所以对准确性要求最高。不过使节的出访地一般都很明确，多走已知的安全路线。汉朝出了一位使节，走了部分未知的高危路线，他就是张骞（约前164～前114）。

汉朝前期历经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平定内乱，人口增加，产生了向外扩张的动力，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长期作战。汉初，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并不清楚了解匈奴以西的世界，多以各种先秦典籍作为依据。汉武帝时，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匈奴以西还有月氏国与匈奴为敌。汉武帝希望联合月氏共破匈奴，于是招募使节前往。张骞应募，带领一百多人组成使团西去，同行者有一名匈奴人叫堂邑父。使团于公元前138年刚出陇西，便被匈奴俘获。张骞被截留十载，娶妻生子，但是汉节不失。后来匈奴看管放松，张骞召集部分属下继续向西，数十日后于公元前129年左右到达帕米尔西边的大宛国，又至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与月氏结盟攻击匈奴的使命没有完成，张骞只能返回，途中又被匈奴俘获。一年多后，匈奴内乱，张骞和妻子及堂邑父于公元前126年趁机回到长安，历时十三载，不辱使命。

今人面对海量信息，经常为如何筛选而苦恼，已经很难理解张骞向汉武帝和官员们讲述自己见闻的场景。在最高决策层，传播有价值的域外新信息，是中国历史中的小概率事件。汉武帝据此制订破敌之策，张骞随军参战，提供地理参考，立功封博望侯，获得人生的最高荣誉。“博望”与张骞的经历有关，取博广瞻望之意。可惜后来张骞因战事失误，论罪当斩，只好用爵位抵罪，被贬为庶人。公元前119年张骞拜中郎将，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国，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前115年回，翌年去世。

敦煌莫高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的伟绩是中国历史中的唯一，其他人物难以与之相比。他的行进路线主要包括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看起来也就离开现在的中国国境不远。如果以盛唐的版图看，甚至可以算是国内游。可是今日拥有，不等于过去如探囊取物，因为一般情况下，农耕势力向游牧地区扩张非常困难。丝绸之路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张骞只是将时间提前了。虽然不能说中国西部是张骞打下的江山，但是此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演变都要和张骞的凿空之旅挂钩，作用不可小视。汉文化西传的同时，中国也海纳百川，通过丝绸之路汲取异域文化的营养，以利于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比如后来出现了很多以“胡”字为前缀的词语，与近世带“洋”字的词语相似，不过有请进来和打进来之别。

后人总希望张骞留下的资料再详实一些，以便多了解那个时代。其实对此大可不必强求，他已经非常出色。勇于探索、客观严谨、吃苦耐劳、机智勇敢等等，足以树立为“张骞精神”，供后人学习借鉴。不像有些人只是坐在家里编梦游记，内容诸如某国人有三个身子，某国人只有一臂一目一鼻孔等等，遗祸后代。

张骞的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都不是独立成章。可见当时的人只认为他是一般的国家级个人英雄，还不是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人士。现在张骞的“探险家”称号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按照中国的传统，张骞被称为“涉险家”似乎更合适。古代探险家并不是以探险为本职，与张骞相似的西方探险家也有各种其他职务。尽管张骞等人的行为受政治或商业利益驱动严重，但是地理发现属于科学发现范畴，于是统一用科学意味浓厚的“探险”一词来描述他们，与冒险家划清界限。比探险家更早走过同样路线的人只能算是过客，因为完成探险只是探险家的前半程，后半程是要把新知识带回自己的社会，并对后世产生影响。影响越大，探险家的级别越高。

张骞是中国的骄傲。他的继任者是西方的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他们共同的传奇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场景：最伟大的探险家手中并没有地图，只是心中有一条路。

汉朝上下对西域了解后，商业军事双管齐下，不仅慢慢清除了匈奴的威胁，还增强了地区影响力。东汉大将班超威震西域诸国，公元97年曾派部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到达安息（帕提亚王国）的西海（波斯湾），没能继续前行，又不熟悉陆路，只能折返而回。甘英生长于内陆，不了解大海，产生畏难有情可原。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即使张骞遇海，估计也未必成行。但甘英实现的地理坐标是元朝以前中国使节所到达的极值，连盛唐都未能超越。东汉与罗马帝国的交往失之交臂，令人遗憾。如果甘英能够见到罗马皇帝和罗马城的胜景，彼此多添加一道记述，可能有助于加快后来的历史进程。

同样的遗憾也发生在张骞身上，但他本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希腊化时代的塞琉古王朝曾将势力扩至锡尔河中游，并建设亚历山大城。后任者巴克特里亚王朝控制中亚一带，继续推进希腊化的进程。可惜这股热潮迅速冷却收缩，该地区又被从东方迁徙来的民族占领。张骞晚到一百年左右，所见的古希腊文化残留估计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和中国在彼此伸手的交集地区因时间错位，没能握手也没能撞出火花，有些造化弄人，余恨千古。

亚欧大陆同为一体，在全球地理上有其特殊性。各路早期文明经过独立成长，终于在亚历山大帝国和汉帝国的东西扩张中，实现了地理贯通，彼此开始接触和了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大事件，也是文明的幸事。不过受制于社会综合状况，这个开始仅仅是个开始，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难以实现大跃进。之后中亚、西亚势力增强，中国和欧洲的扩张能力又停滞或减弱，失去了持续直接接触的机会。亚欧大陆两端，只能东西遥望，天各一方，直到大航海时代开启。

和阗马钱，又称汉佉二体铜钱，是1～3世纪中国新疆和阗地区的地方货币，采用古希腊的打压方法制造。受希腊化影响，正面有马的图案和佉卢文，但背面受中国影响，用汉字“六铢钱”记值。该钱是多个古文明交流、合力的产物，也是古希腊和古中国对某地共同产生影响的早期证据。此类证据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