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商业的轻重选择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2.3

2008年7月，辽宁省博物馆精选了几件文物参加奥运文物展。其中一件是鸭形玻璃注，长20厘米左右，体量不大，以现在的眼光看，非常一般。但它不仅与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同为辽博的镇馆之宝，而且身居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名单，所以其身世肯定不一般。此物1965年出土于辽宁北票附近的墓葬，墓主人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北燕（407～436年）的贵族。它造型奇特，工艺复杂，是该类型早期玻璃制品中全世界仅存的一件。更为珍贵的是，对于中国而言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来自遥远的罗马帝国。

辽宁省博物馆藏鸭形玻璃注，出土于5世纪初北燕贵族冯素弗的墓葬。

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在中国古代也称琉璃。琉璃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玻璃只是其中一种。玻璃在中国出现较早，但烧制技术不高，属于高端奢侈品，曾经长期从欧洲、西亚进口。唐朝时，外来玻璃制品的地位非同一般，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出土文物能证明这一点。清朝小说《红楼梦》中，玻璃器皿还是王侯贵族看重的珍稀物品。直至清末，寻常百姓家依然难得一见。

现存最早的玻璃制品是约公元前2500年埃及的玻璃串珠。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腓尼基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逐渐在东地中海沿岸传开。玻璃制品以其透明的质地、多样的造型、广泛的用途，深受上层喜爱。玻璃成为奢侈品后，陶器开始衰落。罗马帝国建立后，在贵族的需求下，玻璃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也兴起了多处制造中心。玻璃成品不仅本国用，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辽宁省博物馆的鸭形玻璃注经考证出自罗马帝国，不知经历多少年长途跋涉，转过多少商人之手，最后来到中国北方。其价值几何不好计算，反正人们不会为一只活鸭子如此大费周折。

除玻璃外，罗马帝国时期的青铜器、金银器、纺织品等多项生产技术都有提高。还有一样是羊皮纸，也包括牛犊皮纸。在此之前，该地区主要使用埃及的纸莎草纸。羊皮纸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的帕加马王国，在罗马帝国得到推广。尽管产量有限，但由于耐磨损易携带，作为高级书写材料，对于保存历史信息起到过重要作用。同时期中国东汉宦官龙亭侯蔡伦（63～121）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人称“蔡侯纸”，替代了竹木绢帛。这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发明之一，后来传遍欧亚，功德无量。但是与木质建筑相似，植物纤维纸长久保存有难度，令很多古籍佚失。幸亏中国还有碑刻，弥补了一些缺憾。

左中右图分别为古埃及纸莎草纸、汉朝早于蔡侯纸的灞桥纸、古罗马羊皮纸。

古希腊地区产品的优势逐渐丧失，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随着其他商路的开通，地理优势也不再显著，毕竟爱琴海太小了。这一变化对于古希腊地区来说是致命的，难以扳回。罗马帝国继承了古希腊的商业传统，贸易非常发达。不过由于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海，所以从前很多的国际贸易都变成了国内贸易。

古罗马直接的国际贸易伙伴中只有东边的帕提亚王朝够一定级别，两国经常打打和和。帕提亚王朝（前247～224）从塞琉古王朝中分立出来，前期追随古希腊文化，后期又反对希腊化，回归波斯传统，所以更像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帕提亚在地理上处于东西要冲，商业利益丰厚。其开国君主叫阿尔撒息，中国史书音译为“安息”，作为国名使用。帕提亚王朝后来被本地区兴起的萨珊王朝取代。

罗马帝国富有四海，经济上对外依存度较低。除了少量原料外，主要贸易是购买奢侈品，包括印度的香料、帕提亚的地毯等等。尤其是中国的丝绸，观感飘逸、手感柔滑，令富裕阶层为之疯狂。丝绸在希腊化时期已被贩卖到地中海地区，据传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就对丝绸情有独钟。罗马帝国时期，丝绸需求大增。各路商人不辞劳苦，层层接力，使丝绸成为东西商路中的重要商品，“丝绸之路”也因此被后世冠名。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称之为“玻璃之路”并无不可。北方外族与古罗马也有经济往来，但地位很低，被视为蛮族和穷鬼，得不到尊重。这种恶劣态度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

罗马帝国重视商业不言而喻，同时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埃及的谷物生产具有战略意义，一直被牢牢掌控。同时古罗马加速开发地中海西部，包括今天的法国、西班牙和部分北非地区。油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粮食作物也得到推广。古罗马商农并重的奴隶制经济，可以减少对外依赖，增强经济的独立性，比古希腊的经济结构更为稳固。从整体看，其后一千多年，欧洲的经济状况都是如此。从而保证该地区在与东方或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中，有时虽落下风，却不至于灭亡。俗话常说大有大的难处，其实大也有大的好处，至少罗马帝国没有重蹈古希腊被吞并的覆辙。

罗马帝国的农业，总体上还是以粮食作物为辅，经济作物为主。这样的结构导致本质上的轻农重商，这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硬伤。“轻”指的是比例轻，并非有意轻视，而是受现实条件制约，比例上不去。因为帝国疆域内缺少广阔的平原地带，粮食作物无法大面积种植。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家有余粮不常有，断顿倒是常发生。所以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小地方出现粮荒，都可能引发一次大范围的动荡。

罗马帝国在轻农重商中缓步慢行，而汉帝国则在重农抑商中高歌猛进。由于在农业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中国历代从上到下，对农业的重视近乎天职和本能，更多的犹豫和摇摆是对待商业的态度。继秦国的商鞅之后，在汉朝，又出现了的一位关键人物桑弘羊（前152～前80）。

汉武帝曾经招募一群年轻人跟随左右，希望从中选拔可靠能干的人才。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自幼聪慧，13岁入宫。经过多年历练，他逐渐得到武帝赏识，三十多岁时，被委以重任，管理国家财政达40年之久。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核心是，中央要全面掌控经济，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商品必须官营，商业利润主要归于中央，以保证国家高效运转、利于长治久安。桑弘羊的出身让他深知商人的获利方式，所以他一旦当政，出手极为精准。其具体措施包括垄断铸币权，严禁私铸；盐铁官营；调配各地不同物资（均输），平抑市场物价（平准）；对工商业者收取重税（算缗告缗）等。这些措施为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基本保证了武帝一朝各种巨额支出，尤其是北伐匈奴的军费。桑弘羊经济政策出台的前因是，西汉前期包括文景之治，国家财权分散，地方势力容易坐大，叛乱威胁中央。其后果是长期与民争利，抑制工商业发展，国强民苦，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桑弘羊的政策在汉昭帝前期引发异议，辅政大臣霍光曾召集全国几十位儒生与桑弘羊辩论。这场舌战群儒被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以供后人评说。其后，桑弘羊死于政治斗争，部分措施也被废除。桑弘羊是对中国历史中经济政策影响深远的人物，历来颇受争议。不过以后各位皇帝，即使不能做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基本都遵循桑弘羊的经济政策。

对桑弘羊的褒奖有时不能明说，同理对另一个人的贬低也不能明说，只能变着花样说，他就是中国最短命的新朝皇帝王莽（前45～23），历代王朝都不承认他的正统地位。王莽成长于当时的官宦豪门王氏集团，以品德高尚著称于世，入仕途后一路平步青云。面对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社会乱象，王莽深受各界尤其是儒生期待，被誉为“周公再世”。皇帝年幼无能，王莽摄政，全国劝进之声不断，希望再现尧舜禅让盛举。公元8年，王莽正式登基，建新朝，延续摄政时期的改革。结果民怨沸腾，边境不宁，随即天下大乱。公元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最后汉宗室刘秀结束乱局，建立东汉，迎来光武中兴。

能人借机登顶，篡位当皇帝，只要施展才华将各方利益摆平，本也无可厚非，更何况王莽当时人气极旺。另外，西汉末年的社会状况算不上危殆，远不如秦末和东汉末年。问题出在王莽改革上，他硬生生把国家推进了火坑。王莽改制的出发点冠冕堂皇，不过着眼点不关乎平衡农业商业、权贵平民、计划市场、地方中央、武力和平这些改革中常遇到的问题，也与激进保守、强硬温和的改革手段无关。作为儒家门生，王莽对夏商周三代推崇备至，改革时，政策措施必依据《周礼》，生搬硬套到食古不化的地步。王莽改制是历史的乌龙手，居然无一项成功。其中币制改革最为混乱，不仅停用五铢，甚至把早已废弃的贝壳也拿来当钱用。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布、货泉、布泉、国宝金匮直万等，新货币层出不穷，兑换价朝令夕改，商民官吏无所适从，国家经济一塌糊涂。后世儒家多强调王莽是篡位的伪君子，很少提他有崇古的真性情。作为最恶劣的反面教材，王莽被钉在历史中，暗里警示后人：过时的方法、思想在某些层面还可以永远正确地浑水摸鱼，但对于日新月异的经世济民来说，在技术层面一无是处。

王莽时期铸造的三种高值货币，分别为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国宝金匮直万，属于中看不中用、注定添乱的币种。其中国宝金匮直万胎死腹中，未见流通。

评价经济政策的优劣经常莫衷一是，但如果想纵观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经济兴衰，通过货币变化却可以一览无遗。

罗马帝国初期，延续古希腊传统，黄金是战略储备，主要用银币，也铸造少量金币。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和国内贸易额比重超大，接近中国的自给自足状态，造成内部黄金使用率低，银币的商业信誉也体现不出来。经过减重和降低成色的银币足以应对经济流通，结果黄金和白银被大量用于制造工艺品和对外购买奢侈品，而银币越来越轻、成色越来越差、假币越来越多。同时，铜币地位上升，使用量加大。虽然不能与中国的铜钱地位相比，但这在西方历史中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形成惯性后，当经济不好或有战事时，政府逐步通过大量铸造低银银币、镀银铜币、铜币来抵消开支，甚至出现过由于货币不断贬值，皇帝下令用实物取代货币纳税的情况。帝国后期曾试图恢复金银币的主导地位，但为时过晚，随即又是更迅速的减重、掺假，对经济进一步造成伤害。

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时期铸造的镀银铜币和铜币。

汉朝初期，沿袭秦半两铸汉半两，地方私铸较多。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巩固，改革币制，铸五铢钱。同时，西汉曾铸造过大型金饼，不过只用于大额支付，不适于民间一般流通。五铢钱初期铸造精良，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帮手。但是铸钱获利巨大，铜矿资源广泛，技术又不复杂，所以一旦中央集权的力量减弱，各方都有铸钱的冲动和行动，减重、掺假是必要手段，劣质小钱层出不穷。更恶者，连铸钱过程都省略了。东汉晚期，个别地方曾将五铢钱凿成里外两部分，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历史中，分割高值货币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最小面值的货币一般没有分割的意义。所以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比喻节俭可以，却鲜有其事。不过在汉朝，一个五铢凿成两个五铢用，就真实发生过，后果是经济走向崩溃。

左为五铢钱，中、右为綖环五铢、凿边五铢，就是把一个钱凿成了两部分。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隔万里，农业、农民、商业、商人的社会作用程度均有差异。但以货币为标志，不论是轻农重商，还是重农抑商，当两大帝国锈迹斑斑，在货币政策上黔驴技穷时，表明帝国都已经陷入深渊。所不同的是，后来西方由于逐渐重归贵金属货币传统，因此罗马帝国货币的故事较少发生。与此相反，这一病症在中国此后的王朝中经常发作。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改成增加币值，铸造大额铜钱，所以极端的凿钱事件好像没有再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