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下的百家争鸣

系列《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之4.11

慕尼黑的新市政厅是老市中心的中心，尖顶直插云端，具有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原以为它建于中世纪，看介绍才知道是19世纪的建筑。新市政厅就是它的本名，因为当时是新的。不远处的圣母教堂是慕尼黑的著名老建筑，乍一看顶部，觉得和克里姆林宫很像，有两个绿色的洋葱头圆顶，仔细一看又有差别。教堂建于16世纪，本来应该建成哥特式风格，但在工程收尾时，时尚突变，流行文艺复兴风格，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是典型代表。于是原来设计中两个对称的塔尖改成了圆顶，结果圣母教堂是哥特式的身子，文艺复兴式的头，具有了自己的另类特色。圣母教堂的混合搭配与新市政厅的复古风格，仅从外表和名字判断，能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当日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走近观瞧，原来是一群人在集会，还有一个人在发表演讲。标语和旗帜不少，全是德文。演讲者激情不足，听者也反应平平。没过几分钟，演讲结束，众人喊了几句声音不齐、有气无力的口号之后，一辆小型卡车做先导开路，百余人紧随其后，游行去了。广场上人数骤减，恢复到休闲状态下的平静。

在我的印象中，德国人更爱工作，较少举行游行。我不懂德文，所以这场集会游行的诉求根本没看明白。我惊讶于所见到的过程动静太小，根本不是我印象中的和平示威。依靠这样细如蚊蝇的声势，能达到什么示威目的呢？不过我回想脑海中欧洲人游行的镜头，确实总体都很平静。法国巴黎市民抵制奥运圣火传递不过是人多势众，帮忙起哄，总体还是能够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游行示威活动则热闹得多，常常导致暴力冲突。这应该和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同时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来积淀、打磨。因为欧洲人也不是天生如此，他们毕竟是暴力示威的鼻祖。

集会、游行、示威三个词分开使用，会有不同的意思。一起使用比较清楚，可以合称为街头运动（不是体育内容的街头运动），其中的重点是示威。街头运动是社会底层民众的行为，国王、教皇、贵族、总统等等通常是不会上街散步的。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逐步进入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迎来了自身的大变局。随着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的广泛出现、人口增长及流动、城市扩张、财富快速积累等一系列新变化，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出现。

欧洲本土的奴隶制经济在大航海以后并不兴盛，因为在新兴的工商业中，奴隶很难被训练成熟练的技术工人。雇用同文同种的人来进行生产，效率会更高。在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时代，雇主与雇工说是亲如一家都不为过，矛盾并不突出。在规模化大生产的时代，当资本踏上追求利润的高速火车后，雇主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破产跳楼，但雇工的境遇却整体一落千丈。失地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被迫加入工业劳动大军，遭受剥削，陷入社会底层，连拥有土地的农民都不如。雇主与雇工因此也有了一些新名词：资本家和工人或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从事繁重的工作，这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童工和女工。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破坏生产工具并不能改善困境，揭竿而起的武装反抗又为时尚早。好在他们与资本家信仰同一宗教，属于同一民族和国家，国王和议会也许还能主持公道。于是大家希望提高待遇，就组建工会，到公共场所请愿发声，再与罢工威胁相结合。街头运动由此而来。

19世纪英国棉纱厂中的童工和女工。

作为第一个吃了工业革命螃蟹的国家，英国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了宪章运动。工人的街头运动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要求面包和奶酪，逐渐转向核心问题——要求取得普选权，以便在议会中选出自己的代言人，参与国家管理，制定符合工人权益的政策。参与者从工人扩至手工业者、学生，甚至农民都不辞劳苦，进城参加。从绝大多数人无选举权，到1969年选民年龄统一降到18周岁，其中有产无产、地区、工农、男女等差别被逐一攻克，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英国街头运动的发展历程最为平顺，其继任者美国也不错，偶有暴力，但绝不会导致内战。

受到英国影响，欧洲大陆城市中的底层民众也对利益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过学习英国好榜样，欧洲一学就走样，似乎只有沾上鲜血，才够档次。法国里昂、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工人们就把街头运动引向了武装起义，招致当局镇压。这些只是前奏， 1845至1846年，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减产，1847年又爆发经济危机，这些都是导致街头运动扩大化的诱因。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短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1929年由殷夫翻译成五言诗，在中国流传甚广）当危机造成饥饿，当诗情注入抗争，1848至1849年，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地区的一些中心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争取权益、反对王权、主张共和、宣传革命。示威伴随着零星的武装斗争，一度引发极大的社会动荡，也必然遭到镇压。此后，经济好转，街头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街头运动与经济停滞或经济危机高度相关，在度过难关后，社会状况总会有一些新变化。底层民众的抗争虽然经常被镇压，但并非无效。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本家向工人适当妥协是必要的；而在保持发展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大背景下，上层向下层适当让渡权利也是必要的。不过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变革很难做到步步为营，看到英国君权虚位、美国没有国王的好处很多，就想通过激进的行为迅速实现目标，结果总是欲速则不达。

王权衰落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但也不是瞬间衰落的。国王不像个人或家长那么简单，他是某些社会派别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不会轻易放权。另外，即使推翻国王，也不等于推翻了专制，因为还会产生新的独裁者，甚至再变身为国王。法国就是一个来回翻烙饼的典型代表，法国人民不仅是革命前辈，还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

德拉克洛瓦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表现1830年七月革命中巴黎市民反抗波旁王朝的战斗场景。当年8月波旁王朝倒台，七月王朝建立。

1848年法国市民保卫巴黎市政厅的油画。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他于1852年恢复帝制，建立第二帝国，后因普法战争失败，于1870年倒台。次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政治现实不是政治宣言，从来不是非黑即白。19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演变看上去没有什么固定的套路，如果细分，还是有些规律可循。从俄国到英国形成的政局，大致遵循地缘安全成本和工业化程度决定王权地位的高低，国王在很多国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有些国家出于安全和扩张的需求，反而出现王权加强的现象。

社会变革必然引发学者们的思考。19世纪，欧洲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作为启蒙运动的延续和深化，不同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形成的哲学派别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在巨变的时代、动荡的社会，这种百家争鸣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社会该向何处发展？如何消除各种丑恶和不公？如何使全体人民都能幸福？这些还只是一些基本内容，更深奥的思考层出不穷。从目标来看，其实大同小异，但是对于实现目标的路径设计、方法采用可谓千差万别。各种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多围绕着政治变革展开，为了让观点显得更正规一些，只需加个“主义”做后缀就可以了。各种理论在实践中似乎都有一定的成效，没有成效的还可以寄希望于未来。另外，很多理论还可以根据实践进行修正，从计划跟不上变化变成计划又指导变化，这样至少说起来是有效的。

这场思想盛宴的影响力不限于欧洲，后来波及全球，探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或者得与失，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过需要认清的一点是，它们都有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现实基础，后来又扩展为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出现于18世纪中期，大发展于19世纪。理论中一个隐含的前提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整个世界，并明确认定欧洲具有特殊性和优越性：只有欧洲在不断进步，只有欧洲可以带领世界进步，其他地区则处于停滞状态，要向欧洲学习。作为工业文明的先驱，凭借综合优势，在阶段性产生这种认识并不为过。但是欧洲中心论还对历史进行了无限的回溯和梳理，拔高自己的历史地位，贬低或忽视其他地区的历史贡献，并且据此无限地畅想和规划未来。在这种狭隘的历史观影响下，英法德俄等国又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观，间接造成的恶果到20世纪让欧洲人自己也吃尽了苦头，遗毒至今未消。

在欧洲的政治变革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具体到每个国家，四者的混合对立一言难尽。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分分合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另一对冤家。自由主义走的是上层路线，游戏规则制定后强调个人权利，结果是忽视底层民众。这一残酷的现实令很多学者不满，他们提出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其构想成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马克思（1818～1883）。他与战友恩格斯（1820～1895）共同构造的理论体系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括共产主义学说。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的理论显得过于激进，导致他颠沛流离，最后只能远离刀光剑影的欧洲大陆，在英国伦敦度过后半生。当时的英国像一个商品齐全的大卖场，经济和安全优势是包容各种新思想的最大资本，后来的美国也是如此。相似的背景可以联想到在近代中国形成的租界。租界外的军阀明火执仗，租界内反而成为很多新生事物的避风港。1921年，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就是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迈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步。

左图：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封面。右图：1920年从日文版翻译而来的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封面。

马克思在著述中偏重经济领域，但其主要影响却在社会领域，他在历史领域也有建树。马克思以欧洲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附带其他地区，总结出按所有制划分的五种社会类型的发展规律。当欧洲以外的经济落后地区还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开始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可因为他完全是以欧洲为标准，所以其他地区的社会很难与之合拍。古老的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欧洲，差异极大。马克思对亚洲生产方式的描述并不清晰，重点讨论的封建社会在中国早已作古，绵长的农业中央集权社会不被西方人理解。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存在缺陷和不断改进非常正常，马克思本人也一直在做各种努力。但这不妨碍共产主义学说成为底层民众的思想武器，因为只要能阐明压迫、反抗、战斗、胜利的顺序即可。尽管在很多落后地区，呈现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资产阶级和以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反正矛盾总会激化、爆发，而打着宗教旗号或者满口替天行道已经很落伍了。

哲学传播后的本土化与宗教的本土化极为相似，但相信人创造的理论总比相信所谓神创造的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至少改进的空间更大。理论要遵从社会现实，政治不能统一、国家不能合并时，必然会造成理论差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本人从教徒到无神论者、从德意志到英国、从理论到实践，一生阅历丰富、著述丰富，肯定会前后有别；而其学说传播又广，所以后辈可以各取所需、各自阐述、实用即可。当彼此都自诩为正统时，争吵是难免的。

除了地域局限，所有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构建的理论体系还有更大的历史局限。那也是19世纪所有人的局限，就是都无法预见工业文明的广度和深度，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依托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与妥协中，矛盾不再是水火不容，二者的身份界定也不再如当初那么明晰。无产者渐渐也变成了有产者，甚至利用法律武器，合法地“剥削”资本家。在各方的努力下，逐渐王权被送走了，独裁者也被送走了。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理论学说的变化，自由主义开始承认国家要对全体国民的福利负有责任；社会主义则开始承认要保护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利益分配。两种主义已经告别了早期的激烈对抗，和而不同的趋势非常明显，在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两种定位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争取政治权益的武装斗争因为没有效果，已被抛弃，越往后连街头运动的效果也越来越差。不过落后贫困地区还有很长的工业化道路要走，街头暴力示威甚至武装斗争都很难避免，依然会继续沿用老剧本上演着新剧。

如今再回望19世纪欧洲思想大爆炸时的理论学说，如果还想做更详细的梳理，已非易事。有些已经销声匿迹；有些跟上了时代变化，并且还在发展；有些反向而行，搞成了类似宗教中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主义。世上的主义千千万，但管用的主义不仅可以自己找，还可以靠自己来改进和创造。在思想领域宣称某某是完美理论学说的画面古已有之，个人无论信奉排斥、偏好痛恨都无可厚非。但是，理论学说最终要服务于实践，社会一直在发展变化；在谁都没有被锁进完美社会的保险箱之前，不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任何面对一点点成绩就洋洋得意，宣称“这就是完美理论学说”的说辞都是值得警惕的——或者是夜郎自大，或者是政治需要，或者兼而有之。